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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台内部消息

郭熙志的这部《喉舌》(2009),像是某种“还债”的举动。他将镜头对准了他的服务单位——深圳电视台:新建成的现代大楼,明晃晃的落地玻璃,宽敞泛光的楼道,人们互相分开又连接的公共区域,尤其是与他一道工作的同事们,《第一现场》或《都市频道》的,电视台老总或一线记者。
   除了主持人,平时这些男男女女都躲在电视台的屏幕背后,避免出现在观众面前。然而,既然他们成年累月地端着机器对准别人,对准社会的各行各业,并以此获得丰厚回报,难道他们不也可以偶尔地贡献一下自己的影像,允许别人来拍摄自己?假如不允许别人在自己面前架上机器,你还有什么理由在别人面前竖起长枪短炮?你整天闯入别人,难道不允许别人偶尔也来闯入你一下?
   这也许就是深圳电视台那些聪明绝顶的同事们,没有像想赶走苍蝇一样,赶走始终在身边骚扰不停的郭熙志的原因。如果说电视台人像是“狗仔队”,郭熙志便是“狗仔队的狗仔队”。拍摄者与被拍摄者所运用的是同一种逻辑。当然,这点觉悟,需要自我反省才能够达到。郭熙志有幸与他们的同事们之间,能够达成“心有灵犀一点通”。
   带着这样的眼光,就不能去问,为什么这些衣着光鲜的人们,他/她们的表情经常是如此颓唐、衰败,开会时东倒西歪,一个个像是睡着了似的?谁会在整日耳鬓厮磨的人面前作假扮酷?主持人在上镜子前化妆也被摄入镜头。但若是他/她们开口,必针针见血,互相调侃,语不惊人誓不休。某些工作之余的休闲镜头,倚在窗户边上说几句话,在过道里等待着竞聘上岗,散发着某些诡异的气氛,像是有个大阴谋在等待着这些人,常常令人想起电视剧。
   他们的感情一会儿像是被火点燃,一会儿又掉进冰水之中。故事的上半阕是:“出发了,又有猛料了”。面对被城管抢劫的群众的控诉,他们是耐心的;站在抵制野蛮日方厂长的停工工人面前,他们是同情的;穿行在停电停水等待被拆除的老村深巷里,被前呼后拥的保安团团围住,他们与村民一样十分不安。然而故事的下半阕常常是:不能播出。不断见到新闻的小生命胎死腹中,观众会感到走进了一个媒体报道的“计划生育办公室”。
   他们自然需要更多地把自己的感情掩藏起来,形成那种一脸的讥讽,一身的嘲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会流露出真情的“惊鸿一瞥”。那位提摄像机的大哥,在公安局里拍摄一位十七岁的少女,她刚刚因为爱情游戏撒谎报警面临处罚。他循循善诱的采访,一方面是严厉的教育,另一方面让人感到这是在公安人员面前替她求情。一位叫做汪洋的年轻记者,在饭桌上与领导顶撞之后,站在走廊里对同事们说:“不能自我阉割,否则得不到尊重。”所有在场的人们,眼圈都热了。
   原先的制片人离开,他们念叨此人的好处在于“给我扛压力”,并希望新来的替补者也能做到这一点,“接着抗”。一位不到天年的女同事去世,大伙儿在殡仪馆哭得泪人儿似的,除了悼念的含义,还有兔死狐悲的意思。当然,事情过后,他们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再次将自己隐藏起来。玩笑也不能开得太过分。此前有一位叫做大宝的老兄,因为写“保先”材料时说了一句玩话,结果被停职了。
   头儿开会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社会事件的记录者。其实你是搞政治工作的。搞政治肯定有对和错,左与右,(有)这方面判断是非的标准。如果这件事情对党的事业不利,对群众生活不利,最好要不要去碰。”在场一些年轻的记者编辑,他们的脸上显出一种似懂非懂的表情。“党的喉舌”,对他们来说,是一门需要单独掌握的专业课题。
   片子长达180分钟。有人认为需要再精炼一些。但是我恰恰认为这正是这部纪录片的优点。郭熙志放进去了许多看似无关的细节,那些远离主题的碎片,不停地游历出去,又不停地找补回来,庞杂而丰富。就像人们在收听广播时,同时听到了某个频道周围出现的许多杂音和噪音。只有包含了更多碎片的混杂叙事,才能释放我们尚没有被完全理解的生活本身。
   比如在被拆迁的老村深巷里,两个天真孩子被摄入了镜头,他们像小动物被母亲关在了屋里。不安气氛中一小段的插播,透出一丝人类生命坚韧的底色和阳光。
   实际上,拍完这部片子之后,郭熙志便离开了深圳电视台,现为深圳大学传媒学院教授。他1990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从安徽的电视台辗转到了深圳。他的另外一部纪录片《渡口》,陆陆续续已经拍了十余年,不断有新内容添加进来,有关他的家乡安徽铜陵市的大通镇,一个在历史上发达富庶的地方,如今面目全非。他自己称“这是一部值得花更长的时间甚至一生去折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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