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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什么平庸可言

哪有什么平庸可言

   不时有一些灾难性消息传来。翻开报纸或者打开网络,各种恶性的事件持续不断。从个人到社会,从小作坊业主到品牌企业,从区区村干部到执掌一方的政府高官,涉及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胜枚举。尤其是,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离奇古怪、五花八门,奇技淫巧,令人咂舌。
   即使是好莱坞大片,也容纳不下这么多峰回路转、出奇制胜的内容。“匪夷所思”这个词也已经完全不能表达,那全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所为,并且针对自己的同胞、共同体成员、并肩的同侪、身边人甚至亲人。仿佛这个社会的链条断了,人与人之间再难找到能够互相衔接的纽带,只有各人东突西冲,盲打误撞,亡命天涯一般。一个总的意志,演变为无数个冲突的意志。
   哈维尔曾经运用缺乏“故事”来形容后极权社会的状况。“故事”里有不同的起点,冲突因为不同的个人而展开,来自不同方向上的力量互相作用、对话和转化,情节崎岖蜿蜒在已知和未知、规则和变化、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料之间。在整齐划一的社会管理之下,故事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哈维尔观察到,只有在监狱里才会发现那么多生龙活虎的人,和听到生猛鲜活的故事。
   我们这里的情况显然又往前走了若干。然而与其说我们的社会拥有丰富多彩的故事,不如说拥有各类频繁的“事故”。“故事”与“事故”的不同在于,前者有逻辑,有节奏,因而能够期待,在有所期待的情况下才会有意外;而后者则完全是突如其来的,祸从天降,来无影去无踪。比如新建的大桥怎么就会塌了呢?最新技术的动车怎么就相撞了呢?从食品店买来的怎么会是毒品呢?学校的门口怎么会成为县官对少女施淫的场所呢?医院成了杀婴的场所,七个半月大的婴儿仍然会用强制手段令其流产。
   故事是一个能够理解的小小秩序,提供对于这个世界的平行理解。事故几乎是难以理解的。故事拥有一定的长度,有前后左右的承接和承纳,事故则是片断的,完全任意的,因而是压倒性的。面对天灾人祸,人们唯一期冀的是,可怕的事情千万不要落到自己头上,于是生活在不同程度的战战兢兢当中,侥幸心理当中,缺乏安全感。走在大街上,会看到人们的表情是混合复杂的,有着各种燃烧不完全带来的晦涩。
   不仅是离奇古怪的事故层出不穷,而且还存在对于它们各种离奇古怪的解释或辩解。这就让事情变得更加周折,更加含混不清。一桩事件成为一件新闻还不够,对于它的辩解会成为接踵而至的另外一个新闻,成为人们热议的另一个中心。比如“轻度追尾”,以及对于腐败,“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发生在看守所里的死亡,则有了更多离题万里的说法。有“躲猫猫”、“做恶梦死”、“洗脸死”、“睡姿不对死”、“喝水死”、“睡觉死”、“摔倒死”、“过度兴奋死”等等,如此牵强附会的背后,是对于人命完全轻率和满不在乎的态度。
   江西抚州临川区一个叫钱明奇的人,因拆迁问题多年得不到解决,最终引爆炸药,他本人也在爆炸中身亡,这个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很快被免职。前不久传出消息说,被革职的官员要复出,需要钱明奇的儿子写感谢信。这位儿子说“要我感谢他们什么?感谢他们把我父亲逼死了?” 想出这种奇特的主意来,如此羞辱和践踏家人的感情,要多少曲里拐弯的肠子!
   这就完全不是什么“平庸的恶”,或者什么“恶的平庸性”。汉娜?阿伦特的概念放到中国语境里来,已经不足以释放我们环境中那些特别的东西。这些官员们,那些脑肥肠满的家伙们,他们岂止是平庸的?他们怎么可能自甘是平庸的?哪有什么平庸可言?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有“个性”得很!他们挖空心思,巧取豪夺,如天马行空,无法无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欺压百姓、鱼肉人民方面,他们有多少“聪明才智”。什么党性、人民性,统统不在话下!
   在阿伦特的语境中,“平庸之恶”,主要指的是“服从之恶”。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在当时是“最高元首”的意志,是在彼时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是得到各种公示的法规条文支持和鼓励的。这就使得1962年站在耶路撒冷审判席上的艾克曼,强调自己的做法仅仅是“服从上级的命令”。很难说他这个具体的人,从这种服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这个第三帝国的运输专家,在1941年——1944期间,曾指挥将千千万万的犹太人送往死亡营,而他本人却并不是一个鲜明的反犹主义者,相反,而是犹太文学、美术的爱好者,熟悉犹太经典;他也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杀人狂,曾经因为不愿意到尸体现场而提出过工作调动,最后还是因为服从而留在了岗位上。1944年他在匈牙利,当地的犹太人组织与纳粹之间已经有了拿钱换人的交易,就像影片《辛德勒名单》中发生的那样,他却丝毫不为金钱所动,在火车车皮缺口的情况下,让数万犹太人步行走向死亡营。在法庭上他说如果接受了金钱交易,会“让他的良心感到不安”。
   你可以说此人就是一个冷血怪物,一个机器人,一枚闪闪发光的螺丝钉,一只锃亮光滑的齿轮。他处在一部庞大的机器之中,作为零部件,他直接向这部机器负责。他甚至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随大流,人云亦云,看别人眼色行事,而是在个人之身与大机器之间,建立了一种垂直听命的关系。他越是隐藏自己,机器便越是得以快速运转。尽管“毒气室”、“焚尸炉”是骇人听闻的,然而这些人们却是机械性的,规规矩矩,毫无特色的。
   我们这里也有“服从”。在某些方面某些问题上,“母体”(借用“骇客帝国”的词汇)中的人们是绝对服从的,但那仅仅是表面的、口头上的,是言辞上的表态,类似举手宣誓而已。但这个宣誓实际上是不算数的,他们从来也不相信自己刚刚表态或承诺过的东西。一转身,他们就忘得干干净净,与别人一起嘲笑它们。如果说这种表面上的效忠有什么实际内涵,那就是借此一方面让自己往上爬,另一方面,用来压制和剪除不同意见,拒绝接受来自公众的批评监督。
   在这个所谓服从的另一侧,则是他们的“主动之恶”,或者“各自为恶”。即使是上级的命令(政策、法律法规),他们也不会去听的,而且以能想出“对策”来违反为荣。我们的法律不允许腐败,但是腐败盛行;我们的法律不允许造假,但是造假遍地;我们有专门的纪检委员会或其他专门机构,但是对于各级官员们的违法乱纪行为,几乎较少具有约束力。他们就像一小股一小股鲜艳的鱼群,争先恐后地冲出法网,并且越是因为各种“自选动作”,他们的身上的“鱼鳞”才更加鲜艳,他们的“人性”才大放异彩,至少他们自己这样以为。
   也许“能量守恒定律”这个东西,也适合于人类社会。一般人们总说,我们这里缺少个性。不。是一部分人缺少个性,而另外一部分人的个性却十分“张扬”。别人被剥夺的个性能量,都转到他们身上去了。进而也可以说,存在对于个性的理解不同。有人认为个性表现为沉静,表现为内敛的定力,也有人认为个性就是张扬,就是骄奢淫乐,五毒俱全,能够做下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已经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恶劣的个性化”,而是借助特权体制而表现出来的人性丑恶与丑陋。
   阿伦特用“平庸之恶”这个词,是受了他的老师雅斯贝尔斯的启发。雅斯贝尔斯提醒她,如果说那些罪行有一个超出人类的外表(恶魔),那就意味着说其拥有一个“出众”性质,而包括希特勒在内的那些人根本不配。而早年研究过奥古斯丁的阿伦特,也认为只有善才是更为根本的东西,说到底恶是肤浅的。她因而采用了“恶之平庸”的说法。
   实际上这个概念始终存在争议。阿伦特自己在别处也强调需要通过这个人所做下的事情来进行评价,而不是根据动机或者别的。如果不是根据这个人肤浅的“个性”,而是从行为本身来看,那些极为卑劣的行为,难道还能说是“平庸之恶”吗?雅斯贝尔斯还说过,哪怕是敌人也是“人”,属于人的范围。从这个立场看过去,那些作出离奇古怪之恶的人,做出极端之恶的人,他们仅仅在外表上接近人类,仅仅具有人的形状而已。这些恶已经彻底超出了人的理性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只有运用法律来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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