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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从天而降

“爸,别睡了,要发射卫星了呢”,这是2008年10月30日深夜,湖南绥宁瓦屋乡金竹村37岁的袁姓村民,拍打他父亲的门。他先后叫醒了妻子及弟弟,一家人聚在一起,在昏暗的灯光下,等待即将从头顶上飞过的不速之客,其中有些还会穿过房顶,掉到头顶上来。
   第二天人们才从广播里、电视上得知,当夜零时五十三分,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为委内瑞拉发射了第一颗通讯卫星。而位于湖南省南部偏僻乡间的这些人们,为此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从90年代开始,湖南绥宁县有11个乡镇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火箭一级残骸主落区,先后数十次迎接过从天上掉下来的不速之客。
   2008年,独立纪录片人张赞波听说此事之后,拿起机器直奔现场。这个地方离他湖南的家乡只有200多公里,但他从小到大没有听说过。他给这部片子取名《天降》,加了一个副标题为“谨以此片献给我魔幻现实的祖国”。
   几乎家家户户多少都收有一些卫星残骸,大小不等,形状不一,大的有一二百斤,小的螺丝钉也有。那种燃烧过后的灰白色金属装置,作为残肢断简掉入这些偏僻山村,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威力和神秘感,但是仍然拥有一些生硬的外表,如同某种非人性的怪物,无声地居住在普通村民家中。
   即使是非常小的碎片,因为速度的原因,仍然具有极强的杀伤力。片中有一位退伍军人,他16岁的女儿被飞来的残片削去半个脑袋时,身边的人们竟然毫无知觉。迄今女孩的母亲不知道自己的骨肉葬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人敢当面与她谈起这件事。湖南电视台有一次节目中说17次发射没有一次人员伤亡,令女孩的父亲十分悲恸。
   砸坏庄稼或房屋的赔偿并不轻松。来自发射中心观察站的人们,在村民面前,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傲慢。“赔啥呢,地都是共产党的。”有人打电话给他的上级汇报,提及庄稼时表示出明显不屑: “三根高压线断了。高压线下面还种了什么鸡巴庄稼。”但他本人或许也是庄稼户出身。
   一位小学女生在她的作文中写道:“老师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消息。星期天晚上八点钟,国家要向我们这边发射卫星。但是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不知是高兴还是恐惧。我们希望祖国不要将卫星发射到我们这人口密集的地方,如果把卫星发射到人烟稀少的沙漠去,这样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幸福快乐。”她在结尾处写道:“我希望祖国更加繁荣,科技更加发达。”
   孩子的看法其实是成年人的看法。人们都知道国家的事情是大事,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国家兴旺发达,即使感到害怕,他们也不会埋怨发射卫星这件事情;他们只是希望如果国家计划长期在这里落卫星,那么最好能够给这11个乡镇的人们买上保险,哪怕每人十元钱,当然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当地修建一些防空洞,把老百姓都送到地下去。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恐惧无助地看着夜空,等待那些不长眼睛的残骸直接飞到自己的或者别人家的房顶上。更多地,他们只是叹息自己的命运如此,是“命中注定”的:“有什么好躲的,没有躲的地方。我们生在这里,躲到什么地方去。”那位赔付军人的说法则是“既然它看中你家那块宝地,就不叫麻烦。”听上去那也是一种恩赐。
   实际上,许多卫星是商业用途。张赞波拍摄完这个片子之后,事情仍然在继续。2011年10月,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法国制造的W3C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个足有五百多斤的钢管支架坠落在绥宁县瓦屋塘白家坊村,另有一个电机和多个残骸坠落于田间。报道说,“另外一村民家的房屋屋顶被击穿,庆幸没有人在家。”哦,数十万人的生命和生活建立在“侥幸”的基础之上,这是可怕的。
   影片丝毫没有夸张这种魔幻的现实,没有停留在猎奇的眼光上面。实际上,比这个更加难以置信及魔幻的是,人们每天过的那样一种平淡和贫困的生活,维持那样一种除了性命其余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生活,这才是令人惊奇的。这个地方是红色老区,红军曾四次经过绥宁,当地人们给红军带路、架桥、碾米,他们的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了。
   青年人大多出去打工了,在家乡务农实在回报太少,田里的收入连孩子上学都不够。这位六十多岁的大娘,受乡亲之托每天上山来回两个小时,给山上的寺庙烧香点灯,一天的报酬是1块五毛钱,她经常什么也没得吃,饿得心中发慌,连打猪草的力气也没有。这位大叔家中青葱的竹林被政府低价收购,卖给了一家开发公司,每根竹子的价格抵不上城里人吃一根冰棍。这位年轻人还有一些梦想,他养了一些兔子,希望第二年冬天能够收回成本。
   这部片子的要义并不在天外来客,而在不速之客是降临在什么样的大地上,它所造访的是什么样的人们。不管他们如何地处偏僻,条件艰苦,但是却与这个崛起的国家一样有着紧密的联系,也许更加能够帮助了解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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