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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是哪一个“自我”?

近期媒体报道,在法国,哲学是高中学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的第一门科目。那些普通高中和技术高中毕业的年轻人,需要通过哲学会考,才能毕业并拥有大学入学资格。有一年为巴黎高师准备的哲学作文训练的作文题中,出现了这样一道题:“Moi,je……”,两个字的意思都是“我”。翻译成中文,这道题的意思就是“我,我……”。18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了这个“我”,需要在考场上发挥四个小时(见《南方周末》2012年7月5日)。
  每一个“我”都是实际存在,是一个用费尔巴哈的话来说,可以“用鲜血做图章”来保证的真切事实。那么,对于这个“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就是我。除了是我,我还可能是谁呢?有人一想到“自我”,就感到豪情万丈:“老子天下第一”。退一万步来讲,也可以名列第二吧。
  这并不奇怪。在膨胀的权力之下,最有可能出现的是膨胀的个人。人们在痛恨权力的扩张时,却也会不知不觉地跟着模仿,把自己弄成一个扩张的自我。然而一般人们对此却较少警惕,反而津津乐道,认为这正好体现了个性。这是人们为此前的时代继续付出的代价。
  我在电影学院的课堂上,不只一次遇到这样的同学。他在给我的作业中,只有几个大字,“艺术是自我的表现”。这种时候,我就要邀请他进一步谈谈,“请问,你说的是哪一个自我呢”?比如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所谓“自我”至少分成三个层面:本我、自我和超我。接下来,课堂上会有一个小小的关于弗洛伊德的讨论。对于一般同学来说,弗洛伊德的故事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
  “本我”(id)是指人与生俱来的原始本能,包括性本能、死亡本能(各种破坏、侵略、挑衅的欲望)。它一味想要满足自己,表现得不管不顾,蛮横不讲理。但它们大都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以潜意识或其他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这个层次上的“我”是唯我主义和自我中心的。
  “自我”(ego)。“本我”所奉行的是快乐原则,“自我”所奉行的便是“现实原则”。这个层面上的自我,知道把自己打扮成社会现实能够接受的样子,借助现有文明框架来满足自己和获得宣泄。他知道利害,通晓趋利避害,善于自我保护和自我伪装,抓取现实利益。说白了,他有些两面派,努力夹起尾巴做人,而“本我”连这个都不懂。
  “超我”(superego)。这是道德层面上的自我。他代表了人的道德、宗教和审美理想的超然性。对现实的“自我”来说是外在的、外界规范或强迫性的东西,对“超我”却是内在的、内心自觉或内在法则的东西。比如“本我”对于看得不顺眼的人,独自暗暗地想:灭了他。而“自我”就知道杀人会得到惩罚,是要被抓起来的;而“超我”认为,人是杀不得的,取消了他人的人类身份,等于取消你自己的人类身份。这个超我,有点接近康德所说的“我心中的道德律令”。
  在弗洛伊德看来。这几个自我不是互相隔绝的,而是一个能量系统,互相贯穿、互相传递能量,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不可否认,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那样一个潜在的跃跃欲试的“犯罪团伙”。只是不同的人们对此处理方法不一样。对于具体人来说,也有能量分布之不同。许多我的同学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恍然大悟地说,哦,原来自己身上缺少的正是“超我”的力量。
  而实际上,原本是人性中各个频道都应该存在的,如果不是被特别限制或阉割的话。我们耳边不断有声音说“还原自我”,“活出自我”,如今商业广告上也充斥着这类东西。但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自我呢?七情六欲当然是,但是除此而外,是否还有其他层次和其他的自我?从前否认人的“本我”是错误的,今天是否一定要否认人的超越力量呢?是谁,一定要将老百姓的要求认定为吃喝拉撒呢?
  放下弗洛伊德学说后来的发展及各种争议不论。这个学说至少从另一方面揭示了某个潜在的巨大危机,这个危机在现代越发突出。那就是人性中野蛮冲动的东西,那些盲目黑暗的破坏性力量,并不存在于万古之前,而是离我们自身不远,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所谓“文明”,仅仅是罩在人根深蒂固的盲目黑暗上的一层薄薄外衣,浅浅地将那些跃跃欲试的东西暂时掩盖起来,这层外衣无时不刻不遭遇巨大挑战,很容易被撕破。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新的社会生产及社会组织,带来了人从未有过的孤独。而越是孤独的个人,便越是与自己身上的“本我”相接近,越容易返回那个黑暗冲动的自我,觉得只有在血液的呼啸中,在挥舞拳头的冲动和喊叫中,才能找到突破的道路。
  拙作《思想与乡愁》(文集)中,有四分之一的篇幅谈论这种人性中的黑暗,谈论包括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在内的作家对于现代人性的深深忧虑。那部众所周知的美国电影《现代启示录》,根据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改编而来。书中有一个没有来得及讲的细节是,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与大作家茨威格同时在伦敦避难伦敦。当他们见面时,茨威格感慨万千:眼前的灾难——原本体面文雅的人们一下子变得像打了鸡血似的,驱逐他们的邻居,砸碎店铺的玻璃窗,焚毁从图书馆里拿来的书籍,十分有力地证明了弗洛伊德的学说是正确的,宣布了这位学者洞察力的胜利。然而,这难道是流亡中的弗洛伊德希望见到的吗?他的学说成功之时,便是世界末日来临之际。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开展,我们早些时候在书上读到的,逐渐变为我们自己的现实。而我们许多人的头脑还停留在反封建当中,停留在主张“摩罗”精神的一百年前,对于诸如此类的现代危机并无知觉,对于弗洛伊德这样古老的知识也置之度外,不分好坏地对于貌似个人及个性加以盲目吹捧,分不清是哪一个层次的自我在发挥力量,这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事情。
  中文最近出版的这本《现代危机》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书。该书收入美国知识分子刊物《政治学评论》1939年到1962年间重要作者的文章,比如汉娜·阿伦特、雅克·马里坦及列奥·施特劳斯的文章。这个期间正处于纳粹德国带来的战争破坏及废墟之下,同时人们在精神上也遭遇从未有过的危机。这些伟大的作者们不仅试图理解眼前所发生的,而且也在努力找出新的表述和精神秩序,来应对和处理眼前的破败和危机,以此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相匹配。
  其中收进法国学者马里坦的三篇文章,光看题目就十分吸引人——《多维人文主义与现代危机》、《人类的永生》以及这篇《位格与公共的善》。从某个深邃的学理立场,作者区分了“individuality”与“personality”,译者将它们分别译成“个人性”与“位格”,想必有其道理。在马里坦看来,所谓“个人性”主要是一种来自于物质的力量,就像物质也总要在空间上加以隔开分类。这种“自我”唯一的渴望是突出自己。信奉这种物质性自我,其实是信奉一种物质决定论。
  如果说,“individuality”指的是已经存在的你自己,那么“personality”则提出进一步要求,即“成为你自己”。“要能够自我控制,牢固地掌握自身。必须有一种精神上的存在,能够通过智慧和自由来掌握自身,通过知识和爱来实践存在。”马里坦还提到这个位格的自我,“既能够施与别人也能够施予自己;不仅能够接受别人赠与的礼物也可以接受别人(本身),(以及)接受别人赠与别人的礼物。”接受别人赠与别人的礼物,便爱自己和爱自己的礼物,不是独断论的自我和霸道的自我。这是一个摆脱了“自我中心论”的自我,是一个能够为自己承担责任的自我。
  马里坦指出,在“individuality”与“personality”存在着沟通。“物质个性并不什么恶的东西,就像人类存在的物质条件,是一种善。但是只有与位格(personality)相关联的个性才是一种善。当我们的行为过于倾注在个性方面,恶就随之而生。”“人必须实现自己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人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承担巨大的风险。人类必须在道德的原则里赢得自由和位格(personality)。”他所说的“个性”如何成了一种“恶”,这是值得深思的。
  延展到我们所说的公共领域中来。在公共领域中展示的,是哪一个你呢?作为发言者的你,是你的哪一个自我呢?即使匿名发言,也留下了你的踪迹,刻下了你额头上的纹路。在亮起来公共发言的舞台上,你愿意如何成就自己呢?
  显然,我们若是想要有一套具有说服力的公共文化,同时取决于是否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有关个人的表述。
  (我们如何学习讨论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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