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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影像与社区影像

2009年3月20日至27日,第四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在云南图书馆内举行,四个展厅同时上映不同的影片。这个两年一度的影像展,为当今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纪录片影像展示平台。这届影展不仅汇聚了两年之内纪录片作者们的最新成果,而且还特别提供“村民影像”、“社区影像”、“人类学影像”(包括东南亚)展映。鉴于许多作品都将目光放在了中国广大的乡村社会,影展的举办者特地开办了一场“纪录影像与乡村社会”的讨论,为期一天,参与者众多,讨论热烈,甚至引发本届影展讨论中最为激烈的争论,内容涉及影像的个人自由及社会责任等,在本人眼里也显得尤为珍贵。

纪录片老将吴文光为这次影展推出了八部影片。这八部影片的作者不是老吴,而是贾之坦(湖北)、王伟(山东)、邵玉珍(北京顺义)和张焕财(陕西),每人两部。2005年,老吴主持了由欧盟与中国民政部合作开展的《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因而有了十位从来没有摸过拍摄机器的村民,来到老吴位于草场地的工作室接受简单培训之后,拍出了他们有关自己村子的影片。记得当年在草场地观看邵玉珍的《我拍我的村子》(10分钟),笑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这位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一点也不怵机器,端着个小DV就像抱着个老母鸡,在村子里走到哪里拍到哪里,称得上“勇猛无畏”。与其说她拍的她的村子,不如说所拍下的是村民们与镜头之间的关系。笑声中,我们这些所谓“评委”,一致给了她“一等奖”。

这四位都是当年此项计划中的拍摄者。他们新的影片被共同命名为《我的村子2006》和《我的村子2007》。老吴的工作方法是尽可能让这些人自由发挥,拍他们自己想要拍摄的,摄下他们认为是有兴趣的,而不是拿任何专业的框架来限制他们。比之2005年,这批作品还是他们亲自上电脑剪辑的,这样更加保证了留下他们认为是有意思的素材。因此,这四个人所拍出来的八部影片,与他们的个人气质十分接近。本人抵达“云之南”的时间晚了点,只来得及补看他们每人的那部“我的村子2007”。

贾之坦先生最为年长,大约六十岁左右,曾经做过大队会计,这两年还在当地带头办起了“柑橘合作社”,为合作社的村民们提供柑橘生产的技术辅导。比较起来,他对于村里的事务介入最深,他的镜头也更多捕捉了村里公共生活的场景及内容:农村信用合作社、走过场的换届选举、法院到该村的流动办公、扑救山林火灾,很多情况下他表现得像是一个“记者”。出于天然的责任感也会将他带到某个“危险”的地步:当地煤矿带来污水污染,村民们踊跃签名(比选举积极多了)要求治理,贾之坦带着他的DV进了镇政府,对方追问他“是哪个单位的”,要求他“首先出示证件”,要想拍摄必“得到我的允许”。有关污染事实上他另有一个20分钟的短片,直接寄给了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并且得到明确批示。这件事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告诉他的,然而市环保局因此而弄出的治理方案迄今没有得到落实。关于“摄影机有没有力量,有无效果”,贾之坦先生的看法是:“作为13亿大国的一员,能起到多大作用呢?但是,我觉得在我手中,确实是一件不可抵挡的力量。”

然而来自山东的王伟先生却表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是这些来自乡村的拍摄者中最为年轻的一位,当兵复员之后,血气方刚的他,曾为村里土地分配问题奔波努力,拍摄过短片《分地》。平时上网,听流行音乐,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很多。这部《我的村子2007》一上来几个空镜头释放了他的孤愤情绪:寒冬中的枯枝、空中的孤鸟、大雪覆盖的田野,那是一个噤声的世界。影片在诸多日常生活镜头之间,捕捉、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人们对于选举出来的村官们的极度失望。片中有一位叫做“连双”的村民被村主任打得耳膜撕裂,他的哥哥气得发狠要拿自己的命“豁上”:“反正活着也没法过,叫他们踩贱死了,欺负死了”。王伟本人因为村里几十万不该卖的沙与村官大吵一场,在影片中也被记录下来,长达十来分钟。 “村子越来越危险,我想解释为什么危险”,王伟说。但是,他仍然否认纪录片能够改变现实:“假如能改变,我就不玩这个了。我也不指望能改变什么。”除了“危险”,他使用的另一个词“绝望”,也令人印象深刻。

王伟的激愤、悲愤出于他的正义感和公平感。从他的话中听得出来,他不是不想承担村里的公共责任,他也没有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而是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以及带来的焦虑。因此,当他说:“我拍的是我想拍的”、“我做的东西是为我自己做的”,从中听出的意思应该是——他首先面对和承担的是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是那种不能够再多做一点的悲哀,而不能仅仅听成是“个人影像自由”的表达。当然,作为个人的王伟,也拥有与他人同样的“个人影像”的自由和权利,并不能因为他是一个“村民”,他就不能运用影像自由地表达自己,只能是“从村民中来,回到村民中去”。因此,经常面对这样的提问:“是否将你的影片在村子里放过吗”,王伟感到不快。根据自己的经验,王伟觉得将自己的影片在村里放映并非是一件明智之举。村民们对自己身边的影像不感兴趣,那是同一份无能为力的体现,王伟与他们分享着同一种悲哀。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再度触动人们的无力与伤痛。他说自己与村干部吵架那一场,自从剪辑过后,他本人再也没有看过,看了不舒服为什么要看?这种不得已的狭窄处境,需要充分体谅和尊重。

邵玉珍女士与张焕财先生没有像王伟这样去表达,但是也能够想象他们的实际处境,想象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的无能为力。一个人在某个格局中的位置和关系,不会因为手上多了一个小小机器而发生根本改变,他原先是什么人,现在还是什么人。期待仅仅是拍摄机器可以给人带来新的面貌、新的命运,这是一种奢望。贾之坦先生之所以走得比较远,可以说与他从前担任大队会计这个公共身份有关,他对于公共叙述的脉络早先便有一些准备,而其余人不都具有这样的经历和经验。这些来自乡村的朋友们在其所处环境所遇到的种种限制,是理解他们的影像和言词的必要前提。尽管他们也会像个人影像作者那样表述说“所拍的正好是自己想要拍的”,但是说到底他们并不是充分自由的,他们的影像也不是自由的。他们受其生活环境也是拍摄环境的牵制,是其他个人影像的制作者不可比拟的。起码,他们不能一拍走之。

因此,在他们面前谈论“个人影像”,或者将他们的影片直接视作“个人影像”,同样也许是一种奢望。的确,他们在吴文光老师这里是自由的,吴老师从来不对他们指手画脚,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吴老师正确的工作方法,便在自己的拍摄环境中拥有更多的自由,从而也使得自己的影像显得更加独立。吴老师期待着由“他们自己在说话”,这个愿景不可能因为机器在他们手中便自动实现,而是有待这些人在自己村里现实当中,是否能够自由自在地说话和做事,而不存在任何干扰和压力。如果将他们视作“一个独立的作者”(吴文光语),还可能带来另外一个质疑:是否需要运用双重眼光来看待这些出自乡村朋友的影片?这些影片到底是“村民的”还是“影像的”?在类似质疑面前,一般老吴会拿出一种“反专业人士”的立场,但是仅仅依据拍摄者的“草根出身”作为评判其影像的标准,认为只要是他们拍下的,就“句句是真理”,就只能“照单全收”,而不存在讨论的空间,也很难说是恰当的。

概括地说,这些来自乡村的朋友当然可以自由地拍摄他们自己的个人影像,但是这归根结底要看他们事实上是否是自由的。就像我如果宣称自己的写作从来都是直抒胸臆的,那也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当我对王伟说——“你与我拥有同样的自由与空间,我是自由的,你也是自由的”,这是针对和回应这样一种奢侈要求,即王伟必须将他的影像放回到他的村子里去、他的影像必需对他的村子负责;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说王伟实际上拥有与我同样的自由,那便是委屈了这位山东汉子,他的处境比我要艰难多了。

在谈论“社区影像”之前,需要先做一些其他的功课。对一些从事影像或者艺术类工作的人们来说,对于“个人自由”或者“个人独立”这样东西,大家耳熟能详,并将之视为“不可侵犯”的,这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尤其是在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当中,曾经有过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庸俗社会学”占了上风,它要求包括影像在内的所有表达,都必须响应和服从来自“社会”要求,必须承担某种“社会功能”。人们后来花了不少力气,才逐渐清除了这种东西。我自己也正是在争取艺术创作自由的氛围中成长的,并从中获得看待这个世界相对独立的眼光。

但是我得承认,人们清算和抛弃这种违背艺术规律的做法时,当年只会想到“独立、自主的个人”,而没有想到“独立、自主的社会”这样一个命题,我们的知识范围并没有达到能够准确地区分“国家”与“社会”这两者,不知道原来在我们的环境中,与“个人”一样,我们的“社会”也是处于国家高度控制下,缺乏应有的活力和自主性。因此,来自“社会”的诉求,并非仅仅是一个令人压抑的要求,而同样是一个自主性和解放的诉求,是打开一些新的空间而非关闭它们。因此才有了这几年“重建社会”的提法,也有了所谓“公民社会”的要求。而恰恰是这些,对于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其实,它与“自主性个人”处于同一个层水平面之上,凡是适合“自主性个人”的道理和逻辑,也必定适合“自主性社会”。换句话说,凡是主张“自主性个人”的人们,便不应该与“自主性社会”的诉求发生冲突,不应该将来自“社会”的所有要求,都视为外在的和强加性质的力量。

“社区影像”便与这样一种“自主性社会”的诉求有关。“社区”同样属于“草根”范围,而社区的“自主性要求”,则更多地体现在社区人们之间的互动,以及共同管理上面,它把力量的重心放在了“人与人”之间而不是单个的个人。然而这么做,并非是以取消个人为前提,此时所谓“自主性社会”,是由独立、自主性的个人所组成,是这些自由的人们之间互相交流沟通的关系。当然,在“社区”或者建设“公民社会”的活动中,其旨归并不在于影像的收获,影像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是一种辅助的手段,更多情况下是一种触媒,它并不能脱离社区或公民社会单独存在,也不能发展为一项单独的社会运动本身。但是,这并不能抹杀社区影像也同样拥有自主和自由的性质,与独立的个人影像之间有着许多可分享之处。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一提到“社会”就头疼,并因此对于社区影像采取一种不屑态度,是这些人自身逻辑的不彻底所致。当然,社区影像首先是为社区的人们而存在的。一般来说,它是由社区的人们自己拍摄,实际上经常由他们共同参与完成。

这场“纪录影像与乡村社会”讨论的下半部分,便主要针对“社区影像”,由云南社会科学院的郭净研究员主持。郭先生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云南省博物馆馆长,常年来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自己拍摄纪录片并主持过社区教育项目的纪录片工作坊,是这个领域中的率风气之先者,并写得一手好文章。瘦削而笑眯眯的郭净先生并不急于显示自己的观点与力量,将下午的主持做得既轻松又有节奏,令我这样的迟到者补上重要的一课。

《我们该怎么办?》是来自云南摩梭族落水村的一个32分钟的影片。讨论介绍时,主要制作人被他的同伴称为“尔青”(这个发音。)回家看材料才发现“曹红华”这个名字,应该是那位叫做“尔青”的摩梭人的汉名吧。谢春波女士在介绍尔青出场时,特地提到了他还是一个小小乡村影展的“策展人”,他曾经在自己的村子里举办过一个有关摩梭人影片的展览,那是一些旅游者所拍摄的关于摩梭人的影片,尔青将它们收集起来放给村子里的同胞看。这一放映非同小可,马上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对于外来者所拍摄的影片,本地摩梭人的不满在于,第一,外来人仅仅拍摄了此地美丽的风光,而没有谈到他们自己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如何保护他们的文化,当然这些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提出和来解决;第二,外来人的许多眼光集中在“走婚”这种形式上面,同时已经对它造成了许多误解,被理解成一个“乱”字。但其实摩梭人是非常严格的。谢春波女士补充了一个细节。有一次她与尔青说起“你的侄女谈朋友没有”,尔青的脸顿时红了,并责怪“你为什么和我谈这个话题?”因为在摩梭族的传统中,上下辈之间是不允许谈论有关婚嫁的话题的,这也是摩梭族特有的“害羞文化”。

尔青决定拍摄一部落水村摩梭人自己的影片,那也是村子里的人们共同参与的影片,大家在一起开会商量到底拍一些什么好。此时,影片就像一个“火塘”,令村子里的人们再度聚到一起,反思社区目前存在问题并集体商量对策。针对变成旅游村的变化,人们最终形成了十多个话题,并围绕这些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影片开头一位妇女所说的很有代表性:我们摩梭族现在就像一部电脑,什么都进来了,什么都能看到;但是“电脑有杀毒软件,我们没有杀毒软件”。一位大叔回顾了该村旅游开放的过程:第一次他带23位游客在水面上划船,游客都是女的,就他一个男的,大家耻笑他;后来不仅他自己适应了,其他人其他村子都开放搞旅游了。他们开始对待游客十分热情,便划船边唱歌,游客们相当满意。到了后来,歌也不唱了,也不请游客来家吃饭了,光告诉他们餐馆在哪里。有人问尔青,“假如你不是一个摩梭族你会拍什么?”这种提问是将尔青当作一位“个人影像”作者了。尔青的回答强调作为一个摩梭人与作为一个外来人,所拍出来的影像是不一样的。他声称“我所做的,带有思想性”,是面对村里现实及其问题的思考。听尔青发言,我想起了藏族导演万玛才旦,他说自己曾经同时用汉语和藏语写小说,用汉语写的是一些人类普遍主题,比如孤独、死亡,而用藏语给同胞写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是提供给当地人们思考的。面前的这位尔青与万玛一样,都是本民族有进步思想、有头脑的年轻知识分子。

来自西藏昌都地区“森格南宗生态保护志愿者协会”的影片《自觉》(25分钟),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味。因为字幕是藏语,那天在展厅放映时,许多人没有看懂,有人告诉我里面好玩的东西是人们用手扶拖拉机发电,发出来的电能够用电灯也能够用电脑乃至上网,但是一会儿电脑便告知“电力不足”,马上就有人跑到室外将拖拉机再度发动。这天下午有藏族的同胞现场翻译,观众才明白了许多。这部影片记载了一个叫做《自觉》的杂志诞生过程。这本《杂志》主要围绕着东巴乡村后面的“神山”,翻译成白话即关于保护森格南宗的周边环境。《杂志》的诞生过程很有意思,志愿者协会成员从一张白纸开始汇集每个村民们的意见。在电脑上打字的是一位妇女,她按键盘只是运用每只手的一个指头。有人问:“自觉”是什么意思?在场的两位喇嘛拍摄者分别做了解答:首先要倾听,倾听了知道了才有兴趣和明白;另外“自觉”是指发自内心,要有内心动力。这部片子启示人们,都说是西藏自然环境优美与得天独厚,但并不是自动成为那样的,在藏族文化中,有着深厚的保护自然的传统资源。

还有一部来自藏区的影片《吉沙记事》(25分钟),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为朴实、简洁的影片,作者旺扎大叔,大约有近六十岁。其中记录了旺扎大叔的家乡云南中甸镇吉沙村一年之中的三次灾难:火灾、水灾、泥石流灾,就是那么三个段落放在那里,人们好奇地问为什么只见起火不见救火车。片中解释三个灾难的起因虽然不同,但都与人类的行为甚至贪婪有关:火灾是因为吉沙附近河流上面修电站,电缆漏电而引起了大火;水灾是人工降雨之后引起的,当地人们认为人工所降的雨没有求雨求来的雨好;泥石流灾是因为修电站的废土不断地堆在河边裸露的山坡上引起。当人们询问旺扎大叔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子时,他用藏语答道:“我们来到这个美丽的地方,我们又离开了这个美丽的地方”,听上去有点答非所问,但是意味深长。显然,旺扎大叔的“灾难片”也是“自觉片”,他希望通过影像让人们思考灾难的发生和阻止它们。

哈希·扎西多杰先生是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负责人之一,他带来了自己的影片略显沉重,关于退化的内蒙草原《游学草原》。讨论中这位藏族先生显示出来包容、宽阔视野,令在场的人们为之一振。当关于知识分子眼光、个人(作者)影像与草根影像争论得不可开交时,扎西先生一再强调说“要多元、要并存”。他也希望在场的专业人士就他们拍摄的影片,提出技术上进一步改进的意见。可惜这个诉求没有得到回应,因为各路人马之间已经炒成了一锅粥。

200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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