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引起的社会震荡，其中包括又一轮网络热议，这再次激发了我对于观察公共讨论的兴趣，于是接着写那个专栏系列“在今天我们如何学习讨论”，这本书将以《民主即将到来之前》出版。在今天我们能够好好讨论，心平气和处理互相之间的不同意见，这已经迈入民主的门槛了。
　　辞不达意
　　在一个社会大事件面前，你会发现任何表达都是如此有限。事情存在众多侧面，涉及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有浮在水面的，也有沉潜在水下的。有从垂直的权力方面来看，也有从水平的社会方面来看。在万花筒般的现实面前，每个人只能从自己的立场视角，抓取其中的一小部分。
　　现实不同于历史研究对象还在于，它是一个活物，它在各种力量的促进之下，不停地生长、发酵，瞬息万变，短时间之内弄出的局面，令人措手不及，超出人们的预料。昨天刚刚提出的问题，很快被今天的现实所覆盖；起点上出现的东西，经过一系列莫名其妙的转换之后，在终点上面目全非。
　　现实像一头狂奔的巨兽，朝向一个不知所终的方向，把所有的人们甩在身后。这就使得人们的言说，都带有“明日黄花”的色彩，以及“盲人摸象”的性质。然而，事情的背后肯定有某些相对稳定的机理，需要把它们找出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新闻事件浪花的表面。
　　最近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引起我们整个社会上上下下的激荡，触动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人们在“十一”长假期间，谈论最多的就是这个话题。不管意见如何分歧，每个人都有话要说。而每次遇到当下危机时，总是暴露出我们社会本身的某些痼疾。
　　从话语表达的角度去观察该事件，是我工作上的本能。这件事情让我始终感到气闷的是，中国政府明明占着理儿，钓鱼岛是中国的，而不是日本方面所宣称的那样，连争议都没有，但是我们的官方发言人却不善言辞，说话的语气也好，所运用的词汇也好，有些像是遥远的阶级斗争年代的回声。
　　对于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儿玉和夫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钓鱼岛不属于中国的理由是——它没有写在《马关条约》的条款上面，因而不受被废除的马关条约的制约，这是强词夺理，不能成立。中国代表进行了严词驳斥。但是啊，从电视上看，那个驳斥所使用的语言，词汇量太少了，细节上的论证不够，让人看了又同情又着急。
　　而国内媒体为了把日本这个说法批倒批臭，也采取了误导本国国民的表述；“公然搬出近代日本强加给中国的《马关条约》，妄称中国钓鱼岛属于日本。这种在联合国会上公然挑战国际秩序的做法，是对世界反殖民斗争和建立在二战胜利基础上的联合国的极大污蔑”。这个陈述中，仿佛日本人是根据《马关条约》来论证钓鱼岛不属于中国，有点南辕北辙。
　　即使是发生争执期间，也要根据对方所说的话，实事求是地予以反驳，才更有力量。这种时刻你就会想到，中国仍然处于转型时期，包括话语转型。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比较长的封闭时期，强调的不是人与人理性地交流沟通，而是一定要压倒对方，因此造成了语言的扭曲畸形，用词的狭窄局促。
　　如果说官方尚不能做到理性灵活地面对，民间同样捉襟见肘，不能一下子找准立场、找到丰富的有层次的表达。一些在公共事务中经常发言的人们，也不能迅速找到准确的定位，感到在这个问题上力不从心。而作为公共舆论，当然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除了资讯不足，这背后仍然存在一个处境的问题。经过多年来人们的努力，在国内事务方面人们已经争得了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上原地踏步。而显然，即使人们积累了对于国内事务发言较多的经验，也不能等于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同样的能力。在对外发言时，我们的政府总是以全权代表者的身份发言，结果把民众折叠在里面许多层，闷在里面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而如果民间没有经过相关方面眼光的培养，没有在公共讨论中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和得到提高，没有在互相切磋中养成自我约束和限制的习惯，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表现，令人咋舌。至于，这次事件中出现的打砸抢烧的丑陋行为，是一个需要绳之以法的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我本人会对于涉日游行中出现的五花八门的标语，尤其感兴趣。
　　比如激愤。“宁愿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这一条为人们批评最多。“9·18”那天偶尔卷入游行队伍里的一位先生告诉我，他在日本大使馆附近遇见一位举着这条标语的年轻人，看上去人很温和。但他们没有来得及交换意见，就被有关人员分开了。循着这条信息，我就想，这位老兄是否实际想过他所举标语牌的含义，是否想过他的父母亲人孩子沉埋地下的情景。他们将会是谁杀死的呢？他本人是否会在现场尽力避免惨剧的发生？如果他一分钟都没有想过，那他就是没有真正过脑子想过自己到底要什么，是扭曲了自己的意思，或根本没有找到自己的意思。
　　当然，也需要反过来想想，为什么人们如此激愤，在提到日本人时表现出一些固有的怨恨。在我们呼吁理性克制的同时，也要考虑某些深层的原因。应该说，战后日本反思战争罪责方面，并不能令周边国家的人们满意。战争所遭受的损失和屈辱，主要由民间来承担了。因此，我们也不必要仅仅嘲笑这些不知道自己说什么的人们，而是看看自己能否找到更为恰当的表达。
　　再比如跑题。许多游行队伍里出现了类似“毛主席，小日本又来欺负咱们了”的标语，当我在这次从游行队伍的照片和视频中见到一些被称之为“毛左群众”时，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同情。他们当中大多数属于底层民众，不掌握权力资源思想资源及任何资源。他们对当今社会也是有所批判的，只是话语不同。
　　一个人如果长期被剥夺，他感到自己不被倾听，不被理解，不被接受。没有人愿意注意到他，没有人想要知道他要什么，更没有人试图帮助他来完成自己想要的。他很少能够尝试运用和体验自己的力量，而不只是接受别人暗示给他的虚无。一旦他偶然被邀请前来参与一桩公共事务，出现在亮起来的公共舞台之上，他只能运用自己已有的储存和语言，这有什么奇怪吗？
　　不难想象，如果我们有更为宽松的环境，如果有民众发声的常设平台，而且他们的意见能够被接受，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他们便不会通过钓鱼岛的问题来说自己的事情了。孔子在编《诗三百首》的时候，考虑到民间流传的诗歌是了解民意的一个极好机会，那么在今天我们难得见到的民间公开的标语口号，也是了解民意和掌握民情的极佳机会。所需要的是深入分析，而不是简单地抛弃和讥讽。
　　还有，运用一种接近语言暴力（“脑残”、“蠢货”、“sb”）的方式，来批评与自己政治光谱不同的人们，也不见得比被批评对象高明到哪儿去。不需要高高在上地看待他人，包括他人犯下的错误，因为那也许是你自己曾经犯下的。谁能够说他是先知或一向通体透明呢。
　　原载《经济观察报》2012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