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的趋势

2013年2月21日，正在印度访问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前往西北部城市阿姆利则，在1919年英军镇压示威群众的遇难者纪念碑前，鞠躬行礼，并献上花圈。当年英国官方统计该事件的死亡人数为400多人，伤者1000余人，这是英国殖民地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由此而触发了印度独立运动。BBC报道中称，卡梅伦表示为当年的做法感到"deeplyshameful"（"深深的羞愧"）。

然而中国媒体在报道此消息时，引用的大幅标题却是"卡梅伦访阿姆利则未就1919年屠杀道歉"，事情仿佛转了一个面向，似乎卡梅伦正好做了一件相反的事情。理由是卡梅伦没有直接说出"sorry"或者"apologies"。的确，多元化的印度媒体存在不同程度的批评，然而中文媒体转述时，应该考虑释放卡梅伦此举释放的基本信息：为过去的做法深感不当和表示愧疚。这个举动首先应该被理解为正面的。

中文媒体报道这则消息时，同时配发了卡梅伦的照片，他身着黑色西装，在遇难者纪念碑前深深鞠躬，两手下垂。难道这个肢体语言不能帮助说明问题吗？有意前往纪念碑前低头的人，难道是为了抵赖而不是为了承认错误？也有印度人接受到了卡梅伦的道歉之意。《印度时报》的报道中称卡梅伦"表达了歉疚"（appearedapologetic），称卡梅伦的语调中"带着悔恨"（"Therewasremorseinhisvoice"）。

与此同一天，捷克总理彼得?内恰斯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议会发表演讲，代表捷克向当年苏台德地区德意志族居民被驱逐的历史事件道歉。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中，捷克境内的苏台德地区被割让给德国。二战结束之后，捷克收回该地区，并将240万德意志居民驱逐出境，没收其财产。内恰斯并在现场重申1997年《捷德和解宣言》中的相关部分。该宣言中说，德方承认要为历史积怨的源头负责，"纳粹对于捷克人民的暴力政策"为"战后的逃亡、驱逐和强迫迁移"埋下了隐患。德国和捷克都为各自犯下的过错感到遗憾。

十分明显地，冷战结束之后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及政治领导人，就过去历史上不光彩的行为进行了公开道歉，承认曾经对于他人所造成的伤害，可以视为新的世界潮流之一。下面所列举的道歉内容，莫不涉及最为黑暗的某些历史部分。其中一些属于重要的破冰之旅。

1990年，戈尔巴乔夫为1940年苏联秘密警察在卡庭森林杀害波兰军官公开道歉。

1992年，南非总统德克勒克首次就种族隔离政策表示道歉。

1995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前往新西兰，为曾经不公正对待当地毛利人而感到羞愧。1997年女王已经去过卡梅伦刚刚去过的阿姆利则市，为当年遭到枪杀的印度人安放花圈和致默哀。

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曾就历史上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引起的死亡事件表达了深深愧疚。2006年，他又为英国在贩卖奴隶贸易中的作用"深深道歉"。

1997年，美国向1932年–1972年期间梅毒试验受害者道歉，总统克林顿主持了道歉仪式，先后有399名非裔美国人被注射了梅毒。

1998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在犹太人大屠杀中保持沉默和无所作为的罗马天主教徒而公开道歉。

2009年，美国加州政府通过了一项里程碑式的决议案，就实施长达百年的"排华法案"，向加州的华人郑重道歉。

同样对华人进行道歉的还有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2006年他在众议院宣读了道歉声明，为限制华人而颁布的"人头税"及后来的《排华法案》表示最深切的悔过。

2008年，澳大利亚国会为政府在1870年到1970年强加给土著人的同化政策道歉。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方面的道歉，人们已经听得很多，此处不赘。围绕着那场战争，新近的发展是，当时的受害国也出来为自己曾经的不义行为道歉。除了前面提到的捷克总理，2001年，波兰总统柯瓦希涅夫斯基为60年前波兰人在捷德瓦德内对犹太人实施的大屠杀谢罪，屠杀中有数百名犹太人遇害。

1993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为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2005年，波兰前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为华沙条约5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表示道歉。这是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相互道歉。

被许多中国人认为从来不认错的日本政府，在90年代有过两次著名的道歉，1993年的细川护熙首相和1995年的村山富市首相。1995年8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纪念日上，村山富市首相发表公开讲话，其中说道："在不很久的过去一段时间里，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亚洲各国的很多人造成了很多伤害和痛苦，对此表示痛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2013年，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因为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再次道歉。他已经为此道歉多次。

道歉当然不是事情的全部，但无论如何是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才有可能创造新的空间。站在这个新的门槛之上，才有可能开拓未来。

我国前辈外交学者何方先生于1986年，提倡运用"和平与发展时代"，来替代从前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以此描述中国所面临的新的世界局势，一时引起争议。该争论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后期才平息下来，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今天，在"和平发展的时代"这个主题之下，还可以加一个副主题，或者增添一个注释，那就是"和解的年代"。在民主、和平、人权意识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过去年代的加害者和受害者，正在从未有过的尝试互相接近，消除怨恨，取得谅解与和解。

中国媒体在报道这个新的世界趋势时，可以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而不是一味加以扭曲和摸黑。有些事情，对于不熟悉情况的中国读者来说，也需要一定的背景交代。尤其是，如果光瞪大了眼睛盯着别人，而不去反省自己从前和现在的所作所为，肯定更不意味着自己没有犯过同样可怕的错误，以及不需要向别人道歉。

和解与民主进程

日本著名外交评论家船桥洋一先生将这本书《亚太地区的和解》（"ReconciliationintheAsia－Pacific"，2003）送给我时，我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船桥先生原日本报纸《朝日新闻》主笔，曾任该报驻中国记者。他向我谈了一段往事。1980年铁托去世，胡耀邦一行人去机场送华国锋参加葬礼。他突然感到有人在拉他的衣角，回头一看，是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先生问："可以谈一会儿吗？"接下来，是胡耀邦与三位年轻的日本记者坐在了一起。胡询问了有关日本青年情况种种，包括升大学比例、找工作等，后来便有了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

这本书由船桥先生主编，他撰写了导言《为什么和解》以及结论部分，傅高义先生作序。该书主体部分是七位不同的学者谈论这个地区的历史问题及其和解，其中包括朝韩之间、韩日之间、中日之间、台湾二二八、柬埔寨、东帝汶、澳大利亚与土著之间，每一个都是棘手的问题。这个世界存在久远，前人们又缺乏足够的智慧，于是丢下一大堆晦涩的历史问题给后人。无论如何，作为后人没有其他选择，只有继续生活在曾经发生过太多不幸的这个世界上。

船桥先生在导言中写道，必须承认，当他运用"和解"（Reconciliation）这个词时，他感到了犹豫。在如此影响巨大的大屠杀沉冤之后，受害者与施害者如何取得和解？然而，他接着说："我是这样的许多日本人之一，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卷入二战及这之前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战争，但是同样感到了一种责任感。进一步说，我相信日本因为没有适当处理历史遗产，因而没有能够发展出与邻国之间建设性的安全关系，也阻碍了这个地区发展出多边的安全框架。日本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只有更加郑重其事地对待历史遗产，以及寻找与周边国家之间历史和解的道路。"

船桥认为重返痛苦历史问题的全球性趋势，受着这样好几个因素的推动，其中重要的是贯穿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上不同国家发生的民主化进程，随之而来便是称之为转型正义，使得遗留的历史问题得到了一个当下的关注。在诸如南非、危地马拉、南韩、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和萨尔瓦多，当这些国家由军政府转变为民主政府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补偿由前统治者造成的严重的非正义。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获得转型正义，而不至于毁掉羽翼未丰的民主进程，以及毁灭人们建设一个更好社会的希望。对于前苏联和东欧阵营来说，在自身民主化的过程中，这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新的压力。

同样，对于成熟的民主国家来说，比如美国、德国、瑞士和法国，同样必须面对自己的各种历史问题，诸如奴隶制、殖民地、反对殖民的独立战争、战争罪行以及与纳粹权威的合作等，如何运用今天发展出来的眼光，来审视和矫正自己的过去，令民主和尊重生命的原则进一步得到延展，这便是和解的动力。在这方面，许多欧洲国家有了一个值得称赞的和解起点。一些棘手的问题也开始解冻。船桥先生尤其值得提到1999年，法国国会一致通过决议，认为1954－1969年之间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冲突，是"战争"而不是先前所说的"维持法律和秩序"。

顺便地说，前几天中国媒体同样大肆渲染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拒绝道歉"。（他自己的说法是"此趟来不是为了道歉"）实际上，正是这个奥朗德，2012年10月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承认，1961年10月17日法国警方在巴黎对阿尔及利亚示威民众进行了"血腥镇压"，此举被认为打破了法国51年来在这一历史事件上保持的沉默。

这一和解趋势与当今世界中整个民主进程有关：对于暴虐行为的痛恨谴责，对于受害者痛苦的深切同情，对于哪怕是已经褪色的遥远过去，也要重新作出评估和矫正，这体现了今天人们人权意识的普遍提高，和对于和平未来的决心。这个进程不应该理解为从前施害者一方的自动觉悟，而要充分看到受害者本身人权意识的提高，她/他们越来越多的发出自己的吁求，从种种被遮蔽的状态中走出来，表达了自身尊严的要求。在全球化的今天，从前无声无息的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发出自己的声音，得以被看见和听见。

然而伴随着这个过程，同时也存在另一种危险。人们在打开的世界面前感到一种紧迫感，在全球化面前感到危机，于是更加急切地要求返回自己，包括返回自己受害者的身份，以此作为确立自我身份的起点。而一旦松绑，先前存在的积怨便会得到一个大爆发，沉渣泛起。比如冷战结束之际在巴尔干半岛发生的"种族清洗"，提供了一个残酷的例证。

记忆及教育在这里起着一个关键作用。从小被仇恨灌输长大的人们，被看不见的紧身衣或符咒紧紧裹着，如果没有获得另一个思想起点，在新的宽松的条件之下，他们能够释放出来，仍然是他们曾经被喂进去的东西。船桥先生举例"9·11"攻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那些人，从根本上说，是历史伤痕发炎化脓的结果。恐怖主义行动通常在恐怖分子们所受历史教育中找到根源。

在这个意义上，不同背景的人们如何与过去达成协议，受害者如何与施害者达成谅解与和解，不仅是有关过去，而且直接有关当下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虽然今天的世界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再次发生大规模殖民侵略战争，但是远远不能排除因为历史积怨而造成的民族冲突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它们若是爆发出来，同样给和平带来巨大威胁。

和解拥有雅努斯神的两副面孔，一面朝向过去，一面朝向未来，甚至还会成为从过去通往未来的重要杠杆。任何关注民主的人们，不能不关心这个话题，它本身即是民主进程的一部分，是民主的道路与前景。弄得不好，历史问题便有可能成为民主进程的最大绊脚石。

提到"和解"，人们很快便会将它与"真相"联系起来，1995年，南非为解决种族歧视遗留问题而建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如此深入人心。和解以还原真相为前提，没有真相即没有和解，这已经为人们耳熟能详。然而需要停下来想一想的是，真相并不是自己走出来的，它并不会自己说话，就像那些沉埋地下的人们不能发声一样，事实总是处于人们的讲述之中。人们能够听到的，总是被他人讲述的。

那么如何传达、选择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传达？有所选择地传达还是无保留地传达，这些都不是天然的，而是可以质疑的。实际上，传递"真相"本身成了另外一个故事，一个可能被掌控、被释放、被删剪或者增添的的晦涩过程。所谓"真相"的前方并不一定导致和解，相反的可能性同样存在。

和解是另一个过程和起点，这件事情需要有人来做。和解能够开创一个新的局面，然而它本身也需要成熟的条件。假如受害者与施害者的故事每天还在上演，践踏人权的新罪行不绝于耳，假如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程度的恐惧当中，怎么可能对于过去的不义做出梳理、校正和了断？当下仍然流行不义之事，需要为此而做出种种狡辩，继续行使非正义，怎么可能有一个恰当的眼光和评判尺度，来澄清过去？

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的价值是重要的。需要以民主的价值来衡量过去与现在，评判包括自身行为在内的种种行为。先前的对手双方，首先需要在价值观上分享共同的视野，尊重人权及提倡人道.用以矫正他人的立场，也用以矫正自己，这才有了共同的地平线，而不是让其中一方超然其外。

船桥先生在谈及他心目中和解的可能性时，反对从种族、文化根源上来解释某些行为，认为邪恶专属于某些民族所有。比如仅仅从日本文化或者中国文化以及朝鲜文化来解释人为什么会如此残暴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残暴曾经是普遍的人类经验，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只能永远残暴下去，不意味着日本人、中国人或朝鲜人过去、现在和未来，除了残暴别的什么也没有。正如不存在永远的恶棍一样，也不存在永远的受害者。

在这本关于亚太地区和解的书中，还有几篇附录也很有意思。其中一篇叫做《真相不止一个》。还有一较短篇幅的文章介绍德国与波兰的和解，其中说道1970年德国总理勃朗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惊世一跪，当时的波兰政府竟然向波兰公众隐瞒了这一幕，为的是需要始终将德国作为仇恨对象，借此来凝聚"民意"，掩盖自身缺乏合法性这个基本事实。波兰民众在纳粹时期所受之罪，被统治者用于自己的政治目的。

波兰与德国的社会和解

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和解，经常为人们所称道。这两个国家，曾经在70年内，打过三次大仗。除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还有1870年的普法战争。然而早在五十年前，1963年1月22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与法国总统戴高乐签订了《德法合作条约》，标志着这两个国家结束宿怨，正式和解。今年年初，这两个国家一起纪念了和解五十年。

而较少为中国读者了解的是，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德国与波兰之间的艰难和解。这个和解发生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也许对我们更有启发性。这本《寻找和解》的书，拥有一个副标题"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与日本以及德国与波兰的关系"（（TheSearchforReconciliation:Sino-JapaneseandGerman-PolishRelationssinceWorldWarII，2009)，作者何忆楠，外交学者，目前在美国西东大学教书，其中有一章专门谈论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和解，非常值得了解。

何忆楠博士提出了一个"深度和解"的概念。它意味着从前对立的双方，就政府关系而言，已经不存在战争期待、实现完全的民族和解、广泛和顺当的经济交流；就民众而言，已经从普遍的互相憎恨恐惧，转变成互相和谐的彼此情感。而较少和解的情况下，民众之间则感到不同程度的疏远紧张。

在纳粹占领期间，总共有超过六百万波兰人遭到杀害，其中一半是犹太人。纳粹占领军还系统地摧毁波兰领导阶层，剪除知识精英和各界精英，并禁止用波兰语出版书籍以及艺术演出，以此用于消除波兰人的自我认同，试图将波兰人变为一个缺乏读写能力的低等民族。想要从整体上将某个民族抹去，认为某个民族不配生活在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邪恶的了。

而实际上，为人称颂的德国战后战争反思和道歉，是逐步做到的，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理想，这里主要指的是西德。很长时间之内，东德并不认为自己与纳粹历史有什么牵连。在东德的历史教科书上，甚至写着纳粹的集中营里，关押的是"共产主义者、劳工领袖、反法西斯主义者及俄国人，而不是犹太人"。（见《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p29）

与欧洲一体化的要求，促使西德必须尽快切断与纳粹的联系。然而，也存在另外一些因素。不仅是在废墟上重拾信心和重建家园的急切要求，而且许多西德人也同样将自己视为受害者。作为对于苏联的赔偿，德国东部四分之一版图被割让给波兰和苏联，造成数百万德意志族人在短期甚至几周之内被强制离开，这些人中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她们当中许多人成了苏联军队以及波兰人复仇的发泄对象，遭到另一种种族清洗。除了途中死亡的，最终在西德定居的流离失所者有九百万人，这是战争黑暗的另一面。

这些经验抵消了西德人作为施害者的记忆，并产生出自己的"神话制造"。在战后早期的教科书里，关于战争主要集中在德国人本身如何受苦、如何流离失所，抱怨西方联盟如何屈服于斯大林的版图野心，以及把一切罪行归于希特勒，而不提他当时如何获得了德国人的普遍支持，并以不知道纳粹暴行来为自己解脱和洗刷。历史课上教师们在谈及诸如二战、纳粹主义时，也采取了一个小心翼翼的回避态度。妖魔化波兰是日常功课之一，对于波兰的古老敌意，通过对于共产主义的敌意得到进一步释放。

当然，西德左派采取了不一样的态度，左派提倡诚实面对历史，但是保守派的神话更加流行。这实际上也是战后日本所经历的，不幸在于今天的日本人没有完全走出这种状态。

对于波兰来说，同样存在着另一种"神话制造"，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体现在精心选择某些"真实"，而掩盖另外一些"真实"，教科书上的历史记忆是扭曲的。比如将波兰民族反对入侵的抵抗战争，描述成主要是由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地下抵抗活动，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德军入侵的悲惨事实，最终被弄成一出出高耸云霄的英雄主义凯歌。对于令20万波兰人丧生的华沙起义，因为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因而在教科书中很少涉及，也没有任何纪念仪式。

当然为了与苏联加强联系和保持团结，1939年秋天苏联入侵波兰更是只字不提。卡廷森林中被枪杀的一万多名波兰军官，被列为最大的禁区。关于大屠杀的记忆也被波兰化了，被杀害的死者被说成是波兰人，而不是犹太人。波兰人与占领军的合作，对遭难的犹太人袖手旁观，全都闭口不谈。反犹主义实际上在波兰执政党内很有市场，不时被作为党派斗争的工具。1968年波兰新一轮民主运动遭到镇压，许多波兰犹太人被迫前往以色列，包括洛兹电影学校最好的老师，在波兰电影导演基耶洛夫斯基的书中提到。当新的罪行正在发生，人们不太在乎过去的恶行。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波兰经济萧条引发了执政者的合法性危机。政府急切地希望从西德获得经济和技术支持。勃朗特总理做出了积极响应。很快，西德成了波兰除了苏联之外最大的贸易伙伴。越来越扩大的经济交往促进了两个社会的交往和理解，1972年联邦德国与波兰建立外交关系，提供了两个民族政治和解的基本框架。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驱除民众心中的阴影，将对方不再视为具有威胁性的，不是随时准备扭曲对方而是预备一份理解和接纳，即达成深度和解，需要在两个社会的层面上进行，需要多方面力量的参与，需要双方的社会力量往前走几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自身的怨气当中。而最初作出努力的人，往往承受巨大压力。1965年波兰天主教的主教们写信给德国的主教们，信中写道："我们对你们举起手，我们给予宽恕也请求你们的宽恕"，此举在波兰引起了骚动，激怒了波兰当局，时为波兰红衣主教的维申斯基（即后来的约翰·保罗二世）被视为"叛国者"。为了让民众保持"斗志"，阿登纳领导的西德被波兰当局视为最大的敌人，是在战后继续培养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在社会层面上的和解进展，有着一系列契机，这些契机同时也是压力，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够响应这些契机及压力。1961年，逃至阿根廷的纳粹战犯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得到审判，证人席上受害犹太人的发言，才第一次由受害者本身大面积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大屠杀的恶行早已经曝光，但是受害者本人以他/她们的面孔和声音来现身说法，对于人们的震动还是非同小可。那些悲惨的经历没有英雄色彩，一度被人们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于是轻而易举将其置之脑后。就像南京大屠杀发生多年之后，人们才陆续听到受害者本人的讲述。是否愿意倾听无权无势的受害者讲述，而不是把他们的痛苦转换为政治能量以利用，这也能考验今天人们的人权觉悟。这次审判引起的讨论震动了西德社会。

195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西德高等中学学生57％对于纳粹时代所知无几，79％的学生没有在课堂上讨论过魏玛时代希特勒或纳粹党的崛起。历史课上的老师主要还是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而进入70年代大为改观。年轻的历史老师，他们正是经历过68年学生风暴的一代，他们的造反包括追问父母的过去，追问上一辈不愿意谈论他们曾经作为纳粹的过去。能够进入学校课堂的内容，也强有力地进入和影响了社会。年轻一代师生的追究和讲述，使得西德社会中受害者（受驱逐者）的神话大为褪色。关于失去大片东部领土的事实，也越来越变得为更多西德人所接受。

值得提到的还有1979年一部美国电视剧《大屠杀》播出，一半以上的西德成年人观看了此剧，广播电台、报纸、杂志和公共机构收到了无数电话和邮件，引起关于民族不光彩过去的热议，许多学校自动带领年轻学生访问达豪集中营等。而到了1985年法国人制作的长达九个小时纪录片《浩劫》，全都是访问当年犹太人亲历者，则进一步促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促进了对战争的深刻反省。这些由公共传播渠道上释放的内容，铺就了社会意识进步的台阶。

就波兰方面来说，民间发生关键转变也是在70年代。随着波兰经济困境加深，公众民主意识的提高，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官方流行的那一套，而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自身历史。一些教授在家中开办飞行大学（flyinguniversity），讲述课堂上不被允许讲述的课程。历史研究者、历史教学的努力，很快促成了西德和波兰的学者共同编写教科书的计划。1972年，由著名历史学家率领的西德教科书委员会抵达华沙，受到了来自波兰科学院历史学家的欢迎，由此成立了一个民间的"教科书委员会"机构，一年两次见面讨论共同历史问题，然后将所取得的共同视野推向学校，推向社会。比较起来，历史学家更加能够尊重事实，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还原历史，而不是利用历史。围绕着共同历史教科书的进展，被人们称之为"教科书外交"。

能够直面历史，直面自身历史中那些黑暗的部分，始终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有关战争反省，在西德始终存在着左派与右派的分歧。1985年，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结束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其中提到了纳粹统治期间普通德国人的责任，人们目击或听到了纳粹罪行却没有阻止它们发生。魏茨泽克的演讲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包括保守派的反弹。1986年有保守派历史学家出版书籍试图将纳粹"正常化"，并辩解希特勒的解决方案是向1930年代斯大林学习而来。这些倒行逆施的说法，很快遇到了来自左派学者的严厉批评，时任德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克里斯提安·迈亚呼吁德国人"要学习承担真相，接受因为我们引起和以我们的名义而做下那些事情的责任。"哈贝马斯在著名历史杂志《德国历史学家》撰文指出，德国民主的活力在于持续而开放地正视纳粹历史。这场大讨论的结果，是在全社会树立起承担纳粹过去是一种民族责任的共同视野。

波兰进入80年代初期，社会气氛有一个特殊的宽松时期，那便是团结工会时期。当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为自己的权利而罢工时，当地的历史老师也走到大街上，要求他们能够讲述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服务于政治目的。尽管官方仍然试图控制历史讲述，但是民间立场的历史学者与此展开了和平的话语竞争。团结工会发起了一个"讲述真相"的运动。不仅是波兰人受害，犹太人受害也被提了出来。有人呼吁波兰人必须面对自己曾经对于犹太人的冷漠，承担波兰人在大屠杀面前的历史责任，以及反思自身反犹传统。

如果仅仅是谴责他人的邪恶，并不意味着能够得到足够的历史教训。而如果能够从他人的邪恶暴行这面镜子中，也看到自身同样的问题，并决心以同样人道和人权的尺度来矫正自己，那才是从历史中学到了一点东西。

进入90年代之后，德国和波兰社会和解的前景完全明朗，对于民主与人权的认同，令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衰落。1991年波兰总统瓦文萨在以色列议会，向受害的犹太人公开致歉。1994年德国众议院修改刑法，规定不管以何种形式否定屠杀犹太人的历史都将被判刑。

这个长长的故事告诉人们，事情是一点点往前走的，"罗马城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我们所期待的局面，包括中日关系的前景，也都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

原载《经济观察报》，刊载有删节，此处为写就时的原稿。

2013-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