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南京大屠杀”与我有一些渊源。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建立，我可能是最早的倡议者之一。我自己早已将这件事情忘记了，后来有网友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网站上，居然查到了这份东西又发给我。

其中我是这样提出诉求的：

“尊敬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及各位负责同志，我诚恳地请求你们，为历史也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做两件事：

一、在南京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立三十万受难同胞的纪念馆，在馆内陈列日本侵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有关照片、文献和实物。

二、与有关部门联系撰写、出版通俗的、图文并存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历史记载，让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民群众都可以阅读。” 

（1980年，当时我是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详见下文）

日常的岁月无法磨灭的野兽行径

我得承认在日本侵华战争问题上，自己仍然无法平静下来。几天来我一遍一遍对自己说，一定要克制情绪，像平常那样比较理性地看待问题，但实际上这做不到。此刻我相信有那种叫做“集体记忆”的东西，相信有在战争中屈死的冤魂在我身上发生作用。我是江苏盐城人，父亲说战争期间我们那儿属于“拉锯地区”。这个沿海小城在那个时期几乎给炸平了，小时候我们在家前屋后掘地种菜挖出来的全是瓦砾。我上小学必经之路上有一位30多岁的妇女，每天身着花衣唱个不停，听大人说，她在12岁那年遇上了日本兵，给吓成这个样子。这些东西构成了我生命中的背景和底色。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就是那痛苦的飘散的亡灵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让我看这本日本人写的战争故事，你能指望我做什么？

据该书的英文版序介绍，这本名为《战争》的书（它有着一个副标题《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起源于日本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1986年的一个专栏，这个专栏的原先标题是“谈天说地”，在这之前，已经推出两个栏目“教室”和“男人女人”，“反响都不俗”，于是第三个选题便是这个“我在战争中的经历”，本来计划出3个月，最后一再延长，来信总数达4000封，其中1100封获选发表。等到结集出版时，很快成了畅销书。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众多的作者是经历过那场战争的普通人：“公司退休职员”、“主妇”、“农夫”、“饭店老板”、“退休中学老师”、“幼儿园园长”、“自有企业”、“无业”等等。作为报纸专栏文章，它们都很简短，每篇千字左右，基本上是发生在某一场景中的某一个细节。对此，我可以照着一般的套路说：“终于有日本平民开始讲述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对中国读者来说，又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也可以某个中立的立场说：“感谢这些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他们个人的'私藏'（见英文版序），为记录战争的罪行表现了他们非凡的勇气，对于战争的缘起也表达了深刻的反省。”但这些真的是我最想要说的么？

不。这样的想法第一次在我的头脑中变得清晰——即使在白热化战争状态中，也要把战争行为和非战争行为区别开来。非正义的战争无疑是值得谴责的，侵略战争更是罪加十等，但不管怎么说，战争总是有它的范围，有它的限度，有它要完成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而当年的日本军队在中国大地上造成的伤害，不是用“战争”就能够概括的：那些最令人发指的恶行，并不在战争的范围之内，也不是以战争的名义，它们与战争（占领）的局势毫无关系。汉娜。阿伦特曾指出纳粹德国战犯所犯下的不是“反犹太人罪”，而是“反人类罪”。

那么，日本人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比“反人类罪”还要更进一步，即“反人性罪”。因为当年的日本军队在中国所做的，不仅是否定、取消、践踏受害中国人的人类身份，对中国人随意凌辱，不把他们当作人类成员；同时也是否定和取消日本人自己的人类身份，泯灭他们自己身上的人性，是公然挑衅被称作为“人”的最起码的人性内涵。

我们在有关纳粹的罪行中也难以见到这样的记载：5名被绑的中国士兵每人胸前被画了一个红圈，这些红圈不是被当作练刺杀的目标，相反，画红圈的地方是不允许刺的，因为这样可以让俘虏活得长久一些，对他们身上的其他部分则可以多刺。还有，一篇叫作《对一位老妇人的卑劣行径》中写道：几名生病的日本士兵将一位生病的老妇人拖出来，全村就剩下她一人，估计是看房子的；士兵们把老妇人的衣服给扒了，把她摁在椅子上，“用刺剑在她的前面那地方乱捣”。

还有，《握住跳动的心脏》里一名前随军护士写道：“我在临时手术室工作，所以有一天通知我去观摩一个心脏手术。军医让我握住跳动的心脏，我第一次知道，心脏跳动得多么有力。我离开手术室时，还有两个裹着被单的中国人坐在椅子上。看不出他们是男是女--这是活体解剖啊。”

语言到这时候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所面临的是万丈深渊，你不能取得任何一种目光能够穿透和跨越这道深渊，你不能解释事情何以到了这一步。这里用得上犹太作家、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威塞尔的一句话：大屠杀是“神秘的”、“神圣的”，它不是诸如此类“其他灾祸中的一场”，不是一段可以谈起也可以放下的“轶事”，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不可接近的。在这里，“战争”只是托词，只是后来为这些恶行辩解的盾牌，但它们却并不必然包含在“战争”之内，这完全不是“战争罪责”；类似的理由还包括：“战争的环境使人扭曲”（不止一位该书作者提到这点）、日本民族对其他亚洲民族的傲慢自大、军队之内严酷野蛮的等级秩序等等，都不足以为这样的行为寻找理由和开脱。

或许我们不从动机上来解释，而来审视能够看见的行为本身，答案便十分清晰：很简单，由谁做下的事情，便由谁来负责。由士兵做下的不应由长官来负责，由这个长官做下的不应由更大的长官来负责。这里需要一个词——“个人责任”。每一个成年人都要对自己在任何情况下所做下的行为负完全责任。不要提什么“天皇的玉音”，不要提什么战争环境扭曲人，不要提什么日本民族与生俱来的“劣根性”，或者“一些人改造了另外一些人”，说到底，任何人都得为自己的行为负最终的责任。从这个立场来看，这本书的反省做得远远不够。日本平民在个人罪责的问题上，同样采取了轻描淡写的回避态度。

比较一部叫作《步行者》的德国影片是有益的。影片开始时，一名身处要职的现任官员受到某份大媒体的指控，说他战争期间于希腊的某个小村庄的教堂里枪杀老人、妇女和儿童。如果罪名成立，那么不仅是这位高官下台，他所属的某政党和某届政府都将因此而蒙羞。整个影片主要是调查过程，镜头一遍遍回放当时发生在教堂悲惨的一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鉴别，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该高官当年并没有直接参与屠杀，****的是他的“战友”。按说这个人应该如释重负了，但是正是他本人提出了辞呈，他认为有“集体的耻辱”这一说，但不存在“集体的罪过”，他本人在这件事情中仍然是负有责任的。

“你在场，你干了什么？”影片结束在这样的追问之中。这个道理也可以运用到不只是战争期间发生的骇人听闻中的事情中去。比如张志新在临刑前被割断了喉管，这种主意肯定是某个人想出来的和某个人干出来的，不能把这个简单地推到“极左”路线上去；同理，老舍先生在决意沉入水中的前一个下午，遭到红卫兵小将们用带铜扣的皮带毒打，这根皮带总是有个出处，是某人的而且也是某人拿它用来打人的，这种责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群众运动”，而是要有具体的人来承担。“冤有头，债有主”，个人责任无可逃避。

该书的编者美国人弗兰克。吉伯尼为这本中文译本特地写了序言，其中说：“他们本是正正派派的普通人，一时间握起笔，成为思索者，尽力把一些漫长岁月里精心掩藏的记忆碎片重新拼接。”是的，我们的确应该感谢这些人们，相比而言，更多的人隐瞒了他们的经历，其中肯定有更可怕的。但当我读到这些文字这些记载时，尽管我试图像汉娜·阿伦特1962年在耶路撒冷观看那个关在玻璃匣子里的艾克曼一样，冷眼把它们称作“平庸无奇的恶”，但是这不可能。我无法“多次大笑”（阿伦特阅读艾克曼的卷宗，经常觉得无聊到有趣的地步）。

即使经过了岁月的冲洗，即使是在日常生活的光线之下，也无法磨灭当年的野兽行径给人带来的极度冲击和震撼。1980年我作为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阅读了为纪念抗战胜利35周年报刊上登载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之后，曾提笔给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写了一封信，要求成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可能是最早的建立大屠杀纪念馆的民间呼声之一（后来有网友从网上发现了这份东西，它已经归入某个民间档案），那么，今天在读了这本书的内容之后，我想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是：建议日本人民在日本本土建立伤害中国人民或者亚洲人民的纪念馆。

附记：17岁的女儿看了这篇文章之后，讲述了她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前年有日本友人来中国和中国文化人合作办一份刊物《蓝》，日方的主编是一位四五十岁的男性，第一次见大家时，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突然当着所有人的面恭恭敬敬地跪下来，说“代表日本人民向日本侵华行为道歉”。女儿当时泪流满面。她也从“集体无意识”中继承了同一份悲痛。

这是一篇旧作，应该是为一本书所写的书评。《南方周末》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