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本小书，译成中文区区100来页，曾经在两对伟大的心灵之间传递、撞击，见证了他们的卓越眼光和友谊。这就是法国启蒙时代作家狄德罗（1713—1784年)的小说《拉摩的侄儿》。

该书几易其稿，但是作者生前并没有出版。一直到1804年，狄德罗逝世二十年之后，德国诗人、剧作家席勒（1759——1805，与歌德构成十八世纪德国文学的双子星座），对挚友歌德说自己手上有一份狄德罗的手稿。歌德闻后大喜，亲自将其译成德文。席勒在临终前不久还写信给歌德，念念不忘这本书的去处。

这本书于1805年在莱比锡面世时，人们大吃一惊。因为此时它的法文版并没有问世，人们甚至没有听说过它。该书第一版法文版出现于1821年，居然是根据德译本翻译过来的。该书中文译者之一陆元昶（重庆出版社）认为，这件事情可以摘取文学史上最鲁莽的奖项。

半个多世纪之后，1869年4月15日，流亡伦敦的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声称在自己家中发现了两本《拉摩的侄儿》，要寄一本给恩格斯，并预言“这本无与伦比的作品必将给你新的享受。”恩格斯在没有看到书之前便回了信，表示首肯。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本书中，将狄德罗的这本小说称之为“辩证法的杰作。”

二

狄德罗何许人也？先抄个近路——米兰·昆德拉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正是这位昆德拉将作古多年的法国作家再度带到人们面前：昆德拉有一则戏剧叫做《雅克和他的主人》（中文译本2003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它有一个副标题是“一出向狄德罗致敬的三幕剧”，其故事取材于狄德罗的另一本小说《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昆德拉以他特有的强调语气念叨道：“我爱十八世纪。说实在的，我不怎么爱十八世纪，我爱的是狄德罗。说得更真挚些，我爱的是他的小说。”

但是一般文学史上并不十分突出狄德罗，人们认为他的贡献是在别的地方。他又被称之为“哲学家”。然而，哲学史的门槛更高，即使在通俗哲学讲义比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对此人也未着一字。他也的确没有建树什么哲学体系。他的那些关于自然的无神论看法，在当时或许顶着很大压力，但是在今天看来，已经完全失去魅力。人们又说他是一位美学家、教育理论家，但是仍然举不出这方面的代表作。他的兴趣过于广泛，写作范围也过于散漫，其中包括一本《论盲人书简》、一本《生理学的基础》、一本《对自然的解释》和一本《论戏剧艺术》以及一本《论演员》。从这些书名，看不出此人的专业是什么。伏尔泰形容狄德罗是潘多菲勒（Pantophilus，意为多爱者，）因为这家伙爱上了从科学到音乐、哲学、文学等几乎每一门学问。

而如果说“现代文化”同时还体现为一种“心智”，并需要推选出若干人来代表这种“心智”，那么我的第一票则投给这位狄德罗先生。他不仅是以他的著述，而是以他整个人的活动，包括与朋友的交往、谈话，他的行为方式、他的眼光和各种评判，深刻地搅动和影响了他的时代和社会。

尤其是在二十年内担任《百科全书》的主编。这套书旨在为正在到来的时代提供新的知识，开启民智。这项工作周围，集合了一大批当时最为杰出的头脑，史称“百科全书派”，这些人视迷信、成见、愚昧无知为人类的大敌。孟德斯鸠、伏尔泰为它写了文艺批评和历史方面的文章，卢梭写过音乐方面的条目，哲学家爱尔维修、霍尔巴哈都曾经为它撰稿。其矛头直指封建特权制度和天主教会，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慌，其间两度被下令停止。撰稿人中有被关进监狱，有被迫流亡，副主编达郎贝是一位数学家，压力之下他退出班子，由狄德罗一人担纲到底。更早时候，狄德罗也曾经被关押三个月。

《百科全书》可以归结为三条线索：科学，艺术和机械艺术，目的在于介绍每一门学科使用了什么方法，满足何种需要，还有许多插图。支配一切的是人类理性：理性有三种功能：记忆、推理、想象，这三者统领着历史、哲学和诗歌。历史方面有博物学、世俗史和宗教史；哲学方面有自然和人文科学；诗歌方面有宗教诗和世俗诗。如此等等，分门别类。与其说是繁琐，不如说是繁复。接着，工艺学比如针织业也登场了；体操这项活动，则穿过卫生学、医学、生物学及特殊物理学众多学科而得到肯定。有些分类是非常奇怪的，比如制锁业归记忆类，而驯鹰术则归并到理性中去。（参见《狄德罗传》）

狄德罗不仅是一位斗士，他还是一位享乐主义者（昆德拉也称自己是“一个陷入极端政治化世界中的享乐主义”）。如同热爱公平、正义与真理，他同样热爱美食、美酒和美女，热爱朋友及爱好在时尚咖啡馆高谈阔论。一则关于狄德罗的故事是这样的：他收到了朋友赠与的一件质地精良之睡袍，满心喜欢。但是当他穿着它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时，却发现自家的家具与之不配，家具风格粗俗，破烂不堪，于是他开始一一更新它们，令它们赶得上睡袍的华贵。他为此也自感欠妥，于是写了一篇文章《与旧睡袍别离之后的烦恼》。近年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在《过度消费的美国人》一书中，从这则故事中发展出一个概念“狄德罗效应”。

他还是一位慈爱的好父亲。为了女儿的嫁妆，想要卖掉自己的藏书。遥远的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得知后，以高价买下这批书，同时又委托狄德罗保管，这样作家两全其美。这批书连带狄德罗的手稿后来真的辗转至俄罗斯。《拉摩的侄儿》手稿得以传到了德国作家手中，应该是某位俄国大臣手抄出来的。

三

这是一本对话体小说。“我”（一个如同狄德罗的人），在咖啡馆里遇上了这个地方最不缺少的奇特人物——前音乐家、前家庭教师、现任流浪汉兼食客小拉摩即大音乐家拉摩的侄子。作者这样介绍他出场的：“他是高傲与卑鄙、才智与愚蠢的混合物。在他脑海里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思想一定是奇异地混淆在一起”。“没有比他自己更不像他自己的了。有时候他憔悴，像到了末期的肺痨患者一样；你可以透过他的腮颊数得清他有几颗牙齿。到了下一个月，他会长得肥胖丰满，好像不曾离开过一位金融家的餐桌，或者被关在圣伯尔纳丁修道院里一样。” 最后一句话中带刺，顺便修理了狄德罗终身反对的目标——当时的天主教会。（《狄德罗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3年。）

这种反讽悖谬、忽上忽下的用词及语气贯穿全篇，令人目不暇接又大快朵颐。谈话内容涉及改革、人民、理想、时代、法律、文明、未来、教育、制度、行业、富裕、德行、祖国、责任、自我认识、幻想与现实、真理与谎言、天才与邪恶、忠诚与背叛，理性与诚实、尊严与懦弱，幸福与悲惨，灵魂与腐烂等等。所有它们，迄今仍然为这个世界上那些优秀活跃的头脑念兹在兹。稍微集中一些的话题有关音乐，它并若隐若现地贯穿始终，有研究家认为小说的真正用意也许在这里，狄德罗本人的音乐才华在诸如此类的描写中得到了发挥。

音乐本来是小拉摩的本行，一旦话题回到这上面来，他就显得眉飞色舞，身体也情不自禁地晃动起来。“他把三十个曲子，意大利的、法兰西的，悲剧的、喜剧的，各种各样的，杂乱地混在一起，一忽儿唱着深沉的低音，他好象一直降落到地狱底下，一忽儿又高唱起来，用了假嗓，他好象把高空撕裂一样，一面还用步伐、姿态和手势来模仿着歌中的各种人物，依次地露出愤怒，温和，高傲，冷笑的表情；一忽儿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年轻姑娘，他扮演出她的一切媚态；一忽儿成了一个教士，一个国王，一个暴君，他威胁着，命令着，发着雷霆；一忽儿他又是一个奴仆，百依百顺。他沉静，他悲恸，他叹息，他笑”。如此这般，小说里又像穿插着一个个微型哑剧，其风格更加扑朔迷离。

流浪汉音乐家拉摩出口成章，妙语连篇。既然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目光，也曾经从这样“乱七八糟”的句子上面掠过，我们也不妨跟着这个怪人走上一小程。你不能不佩服这家伙对于世事有着极为精明的洞察力：

——“在最细微的事情中，愚蠢是这样地来得普遍和这样地强有力，以致不大吵大闹起来就不能实行改革。”

——“没有什么比谎言对人民更有用，没有什么比真话更有害”。

——“我以为最完美的秩序就是需要我在里面的一个秩序，如果我不在里面，即令最完美的世界也是毫不足取的”。

——（某人）“由于长期地模仿勇敢的姿态，使他自己也受骗了。他这样长期地装模作样，以致自己都信以为真了”。乃至有一天他十分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懦夫，他会问你道：“谁告诉你的，你从哪里发现出来的，因为一分钟中之前他自己也不晓得啊。”

最令人称奇的，还是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认识。他将能够想得起来的脏词都用到了自己身上，好像他本人正好就是个粪堆：“我是无知的，愚蠢的，疯狂的，不识羞耻的，懒惰的，像布尔高涅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极端的无赖，一个骗子，一个贪食者。”

不知为什么，与他对话的哲学家“我”却对此击节赞赏：“多么好的颂词啊。”他回答道：“这个完全是真的。一个字也不能少，请你在这一点上不要争论。没有人比我更知道我自己；而且我还没有全说呢。”于是一有机会他就添油加醋：“我将是人们所曾见过的最蛮横无耻的流氓。”好在他用的是“将来时”，他现在还不“曾是”。他向哲学家公开叫板：“我叫做德行的东西你叫做邪恶，而我叫做邪恶的东西你却叫做德行。”

这么说吧——他不仅是一个卑鄙的人，而且他知道自己是卑鄙的，在衡量什么是卑鄙的标准上，他分享着这个社会其他人的标准；他不仅是一个“混混”，而且他知道自己正是这样一个混混，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他也用不着假扮成其他人：“拉摩应该保全他的本来面目：许多富有的强盗中间的一个快活的强盗；并不是满嘴道德的自夸者”。作者在不止一处感叹道：“这样的精明和这样的卑鄙在一起；这样正确的思想和这样的谬误交替着；这样邪恶的感情，这样极端的堕落却又是这样的坦白。”

他甚至知道自己正是目前这样（缺点不能再少而优点不能再多），才变得受人欢迎。人们需要他，离不开他，他创造了那样一种颠狂悖谬的氛围，剥除了人们套在头上的假面具，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当他们面对恬不知耻的拉摩时，他们也在面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些欲望冲动和种种不可思议的念头。“人们怎么能够对自己隐瞒呢？“他理直气壮地说。

因此，作者对他的立场始终欣赏大于谴责：“如果在一群人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会像一颗酵母一样，开始发酵，使每个人都恢复了他的自然的个性的一部分。他动摇着和鼓动着人们，他令人们对他表示赞许和斥责；他使真理显示出来，他使人认识谁是善良的人，他把恶棍的假面具揭穿了；这时候有知识的人才倾听他并且学会辨别人们。”

四

这有点像是“苦肉计”。为了让其他人们恢复原形，解除加在他们身上的符咒，他不惜将自己弄成一个颜面丢尽的丑角。难道这不需要有点贡献精神？

同样的情节出现在狄德罗另一本小说里，那就是《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这本小说才是昆德拉最喜欢的。昆德拉从中摘取了一个故事（更准确地说是“插曲”），成为自己戏剧的内核：受伤害的贵族女子对于情人侯爵的变心感到伤心绝望。她心生一计，深藏一名歌女兼妓女，将其打扮成刚刚从乡下来的纯朴女孩，并想法设法令侯爵爱上了对方，甚至结婚迎娶。事成之后，贵族女子才告诉前情人，他的娇美的新娘如此这般，令他蒙羞至极。

这不是一个因爱而恨复仇的故事，而是一个如何获得自我认识的故事。生性风流的侯爵甩了一个又一个女人，他自认为这是出于爱情，视为理所当然的，他的天性已经沉沦，只不过所谓“高贵的”出身让他看不到自己。在这方面，他与那位沦落风尘的女子实际上有一拼比。放在别的场合，侯爵不会认为自己与这样的女子有任何联系，他只会以一种高高在上和中伤的态度来对待她。

然而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之后，侯爵认同这个风尘女子，觉得自己与她很般配。精心策划出来的这位女子的假相，是侯爵对于自身想象的延伸。当假象剥去，他们二者也许确实十分般配。按照贵族女子的设计，风尘女子提供了侯爵本人的一个镜像，他应该从她身上认出自己：你原来就是这样，你实际上就是这样，别以为你是其他什么样子。为了让侯爵认识自己，费尽心机的贵族女子也需要有点贡献的精神。这个设计当然是狄德罗的，它是一件业余哲学家的作品。

前几年我看到中国的小资们，几乎人手一册这本昆德拉的《雅克和他的主人》，不知他们当中有多少识得个中真意？

同一个插曲早已便被法国电影大师布莱松（1901——1999）重新阐释过，即影片《布劳涅森林的女人们》。这部影片拍摄于1941年，正是纳粹德国侵略法国时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导演将故事变成了一则拯救之歌：侯爵真的爱上了风尘女子，女子在幸福中死去，报复没有得逞。布莱松说到底是一位天主教徒，不同于与天主教会作对的狄德罗那样辛辣、泼皮。个中区别，读者自己可以去辨别并找出答案。

五

怪人拉摩是确有其人？还是作家头脑中呼唤出来的？为什么小说对话中那些出人意表的言论，都出自这位小拉摩之口？他的那些粗野狂悖言论，在哲学家“我”面前占尽上风？是否这位大名鼎鼎的人仁人志士狄德罗先生还真的十分欣赏这个无耻之徒？

稍后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有小拉摩这个人。他起先以音乐为生，后来还写诗，但是一文不名，沦落成“午饭时流浪骑士团”的创立者和“掌玺大臣”（狄德罗将此表述为“失败艺人的首领”和“一群食客的领袖”），狄德罗甚至还借过钱给他。他玩世不恭，但并不邪恶。可以肯定的是，在狄德罗与小拉摩之间，从来没有有过那样一些涉及方方面面的谈话。

狄德罗采用了这个人的一些生活影子，而精神内涵却是作家自己装进去的。  细细品味狄德罗的人生，会有许多有趣的发现。或许在他与拉摩之间，并不存在一道不能逾越的鸿沟。狄德罗这个人十分善良，但是他的头脑过于活跃和精力充沛，加之身材高大强壮能吃善饮，大自然的力量在他身上同样也很突出。他越追求优雅，他也就越显得有些粗鲁和粗俗。别人说要遵循的框架，对他来说总显得过于狭窄。

他又有着很强的道德心，因而经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善良，或者善良到底。他此前写过一个剧本叫做《是好人，还是坏人？》，它有一个副标题为《或者名为，虚张声势的嘲弄者，或吃力不讨好者》，他自己甚至登台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他当然不是坏人，但是却“混杂着犬儒主义、非道德主义和奇异性的玩乐”，还有一种骗人上当的特殊爱好，经常玩笑开得过度。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在恶作剧方面的癖好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愈加严重了。（《狄德罗传》，安德烈·比利著，张本译，管震潮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

在小说中的两人对话中，有着许多关于“天才与邪恶”的讨论。唯有这一次哲学家“我”显得比拉摩略高明些。注意狄德罗所说的“天才”，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别人不能及的“天赋才华”，而是能够具有预见性、走在时代前列的那种才能。一般人们通常会将他们看作是不受欢迎的，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样的话不是拉摩能够说得出来，而更像是狄德罗这些人的自况：“那个使一种普遍流行的错误失去势力的，或者令大家接受一种伟大的真理的天才，永远是值得我们崇敬的人物。也许这位人物会成为偏见和法律的牺牲品”，成为人们眼中的邪恶分子：“天才是不可分割地与邪恶在一起的。”

就使得流行的“习惯语”威风扫地、颜面丢尽而言，狄德罗笔下的拉摩无疑正是这样的天才人物。如果说小拉摩是狄德罗的替身，多少有点过分。比较有把握的说法是，这是狄德罗经过长期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之后，根据某种合理的逻辑创作出来的，即发现人原来具有深刻的双面性或者多面性，人所蕴藏和释放的不止一种邪恶，比他们自己能够想象的还要多得多。这正是狄德罗的有意思和可贵之处：当他拿着镜子照出当时社会的丑陋、腐败，他也没有回避将镜子调过来，彻头彻尾照照自己。

某种逻辑并被发挥到极致。在这个意义上，运用狄德罗自己的话，我们可以说小拉摩是一个“虚张声势”的狄德罗。他做了狄德罗想做而不敢去做的事情，说了狄德罗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作家喜欢开别人的玩笑，这回则是开自己的玩笑，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因此，小说中哲学家“我”与“他”的对话，可以看作作家的自我对话。这是否可以解释狄德罗生前甚至没有与朋友谈起，他写了这样的一本书。他是在一种独自偷着乐的情况下写出它的。

为了让大家都认识自身，狄德罗也要具备同样的自我牺牲和贡献的精神。

六

还有一些不可忽略的细节：小说中不止一次出现了狄德罗本人的名字，还有提到他的那些百科全书同党们：伏尔泰、孟德斯鸠、达郎贝、毕封。谈及这些人时竟然毫无敬意，他们包括狄德罗本人也作为拉摩嘲笑的对象：

“你们这些人啊，你们相信有一种给所有人造出来的同样的幸福。这是多么奇怪的幻想呵！你们的那种幸福的前提是我们所没有的某种荒诞的心境，一种奇怪的气质，一种特殊的趣味。你们用德行的名义来粉饰这种奇癖；你们把它叫做哲学。可是德行和哲学，它们是为一切人造的吗？”

这回可是直接冲着这批称之为“启蒙主义者”来了。在另一处，他对哲学家说：“坦白地说，像你这样的一些梦想家的幸福，对于我是毫不合适的。”

这令人眼前一亮！

其一，狄德罗这位未来社会的设计者，他掌握了换一个角度看待自己的方式，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动作，很少有人学会。他没有将自己看成高高在上的精英，从而忘掉了普通民众是怎么想的；他记住一般人可能会对自己工作产生的烦恼和讽刺。

其二，他允许对自己的理想有一种嘲讽的态度，他允许自己受打击并能够承受打击的。他既然嘲弄别人，也允许自己被嘲弄。而不是像他的反对者王权教会那样，容不得批评和争论；

其三，启蒙主义者原来并不像人们经常喜欢表述的，对于人类未来及人性仅仅拥有一种乐观主义的估计；至少在狄德罗这里，得不出这个结论。他对自己与自身工作的幽暗面知道得很！

七

狄德罗声称他的拉摩：“在他的堕落中有时是很有深意的。”一个业余哲学家的“深意”，需要另一个专业哲学家来发掘。这就是黑格尔。

马克思给恩格斯送书的同时，还用鹅毛笔抄送了一段黑格尔对于此书的评价：“意识到自身并表现出自身的意识的分裂状态，是对现有存在的尖刻嘲笑，同样也是对整体的纷繁交错状态和对自身的尖刻嘲笑；这同时也是这整个纷繁交错状态的尚可察觉的反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84页）“自身意识的分裂状态”，既能够将自己“一分为二”地来看，看出自己原来是“一分为二”地组装而成。这段话便是本文标题的含义所在。

黑格尔还看出这种分裂的自我意识，是对于“现有存在”的批判。所谓“现有存在”以及“整体的纷繁交错状态”，说得那样诘屈聱牙，不就是指“当时的社会状况”嘛。只有专制而落后的社会，思想家们才需要用这样曲里拐弯的词汇来表述。黑格尔并认为这是某种“尚可察觉的反响”，这个应该是指当拉摩这种东西出现，离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法国大革命）便不远了。

黑格尔拿手的是他的历史辩证法。在他的名篇《精神现象学》中，他为狄德罗的这本小书花去不少篇幅。当然他对狄德罗本人也有误解，在他看来，狄德罗与拉摩格格不入，狄德罗扮演的是他称之为“诚实的”与“公正的”意识，而拉摩所代表“分裂的意识”，才是新精神的催动力。撇开对于狄德罗的不公正不谈，正是后一点，体现了黑格尔深刻的历史眼光。

除了“诚实的意识”与“公正的意识”，黑格尔还自作主张地发明了一大堆近似的用语，来代表拉摩的对立面：“天真的意识”、“高贵的意识”、“简单的意识”、“安静的意识”等等。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东西，那就是“教化的虚假性”。（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这种“虚假”体现在：它对任何真实情况（包括人性的真实情况）从来不感兴趣，任何真实从来不曾激发过其注意力，抱有这种看法的人看上去忠厚无欺和无私，但其实是最为自恋和胆怯的：他仅仅对于自身感兴趣，他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是这样对待这个世界的，而不是世界原来是这样的。

 许多年前将我带到这本小书面前的北大已故教授陈琨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仍然鞭辟入里：“‘诚实的意识’对世界的认识不是以真实的情况为根据，而是以自己的愿望为根据。它不能真实地说明世界的复杂性，却总是因为自己具有善良的意识而心安理得，独立自足；它不能使自己所相信的公正和善良成为现实，却总是把世界解释成公正与善良的样子，用偶然得到的现成事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功绩。”（《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最后一句来自黑格尔这样的原话：“把高贵与善良的特定存在表述为一件个别的轶事”，即通过“偶然事件的偶然知识”来见证真理，这是没有说服力的。

“伪善必须揭露出来！”老黑格尔也有冲天一怒的时刻！按他的表述，伪善就是“不一致”：一是嘴上说的与这个世界不一致，二是嘴上说的与自己的行动不一致。其中奇怪的逻辑在于——恶或坏事不在世界本身，而在于那些说出世界及人性真相的人们。他们才是一种最大的恶。这样一种道德化的立场，是将世界原貌排除在外的做法，妨碍了人们趋近这个世界与自身的本来面貌。黑格尔认为向群众灌输这种“天真”和“简单”的意识是一种“愚弄”。“一般群众于是成了这种教士阶层欺骗的牺牲品，这种教士阶层，其所作所为，无非是要满足其妄想永远独霸见识的嫉妒心以及其他自私心，并且，它同时还与专制政体一起阴谋活动，狼狈为奸。”（《精神现象学》下卷，第82页）

按照黑格尔的历史观，拉摩式的“招供自身为恶”，则代表了历史（意识）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向伪善发动进攻，令伪善“斯文扫地”，如此剥去旧世界的遮羞布，与其说是战斗（拉摩这样人永远与“战士”无缘），还不如说是为新世界的到来打扫战场。此其一。其二，知道伪善是一种恶，也知道自身是一种恶，都是一种超越于恶之上的体现，将恶视为恶，而不是视为正常，这本身就是道德立场的体现，而不是反道德和取消道德的，。那种对于世界之恶及自身之恶采取一种无知无识的立场，一种浑然不觉的立场，难道不正是对恶的纵容包庇，从而是最大的恶吗？

恩格斯为什么说这本狄德罗小书是辩证法的体现，也基于黑格尔对于这本小书的辩证理解。恩格斯这样总结黑格尔的意思：“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学说。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间衰微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恶劣的情欲——贪婪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2009年10月14日

原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