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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德统一中知识分子的角色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但是这并不直接意味着两德统一。起码四十年,两边的德国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加入不同的国际组织,不仅互不照面,而且处于敌对状态。重提统一,谈何容易。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前几天在接受中国记者的访问时还说,即使到了“1990年1月,那时还没有人谈到两德统一” (《南方周末》2009年10月29日)。他主要指的是西德范围之内。这个话题是稍后浮现的。旋即,在知识分子之间,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引发了从未热烈讨论和争论,各路人马显示了不同的身手。但实际情形容不得知识分子有更加充裕的时间。1990年10月3日,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完成了统一进程。此时离柏林墙的拆除,不到一年时间。

它实际上并非令每一个人欢欣鼓舞。格拉斯在二十年后的这篇访谈中仍然耿耿于怀地说,“要庆祝?二十年之后吧”。文学成就卓著的小说家格拉斯大体属于左派阵营,这个阵营在对待统一的问题上,或者反对,或者存有很大的保留,基本上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这种立场与他们更早一些的看法相反。60年代当阿登纳政府决定拥抱西方,让西德加入西方阵营,左派知识分子则在“再统一”的名义下表达了抗议。而到了1990年,当统一就在眼前,同样的人们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这是为什么?

当年论战的硝烟已经飘散,反对统一的人们看上去已经被历史所“抛弃”。但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很难以仅仅以结果来衡量。他们在现实中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他们理论上的破产或全部破产。讨论中所出现的富有意义的维度,还会保留下来,发挥它们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这场有关统一的知识分子辩论中富有意义的话题呢?他们运用了怎么样的资源,又开掘了那些面向?尤其是在今天的条件之下,如何定位“民族国家”,以及讨论中出现的盲点,所有这些对于我们的思考不无参考意义。包括在同一个人的论述中,既有精彩的成分,又有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正可以从中学会如何对待具体问题和“辩证地”的看待一个人,而不是一棒子打死或一味地捧上天,培养起所需要的更为复杂的眼光。

在《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一书中,对于当时西德知识分子的种种表现,有着充分的论述,作者扬—维尔纳·米勒(马俊、谢青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

  奥斯威辛、怀疑主义,苦行

生于1927年的格拉斯在很长时间内被誉为“德国的良心”。他强调勿忘奥斯威辛,形容自己写作时,“死者都在看着他。”

格拉斯继承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战后不久的看法,认为是“民族国家”的理念导致了纳粹那样一种极端破坏性力量。因而他看待两德统一,基本出发点是德国曾经制造奥斯威辛这样人间地狱的历史经验:“我们的民族有意识地积累了多少罪孽,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承担多大的负担和责任。”

在他看来,德国人从奥斯威辛中应当获取的教训是——认识到自己这个民族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孽障,因而他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古老冲动”。他担心统一的德国会重蹈覆辙,德国会因为统一而再次变得富有侵略性,加害于他们的邻国。这是德国人自己应该记取的教训,也是他们这个罪孽的民族能够提供给当今世界的。因此,任何打着“统一”或“一致”的“德国民族”旗号所做的事情,都是值得怀疑和警惕的。

他宁愿采取一种“苦行主义”或者“自我惩罚”的路线——德国人无权统一。作为对于曾经制造纳粹德国的持续惩罚,德国的分裂必须被接受。他坚持了有关奥斯威辛的“最强版本”,这个版本含蓄地承认,奥斯维辛之后,德国人是一种“贱民”。这是一个十分严苛的立场。所幸这是在西德,格拉斯用不着被戴上“分裂国家”的帽子。

就严肃对待自身历史来说,这个立场令人肃然起敬。坚持对于残暴历史的记忆,实际上是在挽回这个犯过严重错误民族的尊严,是在挽救她的命运,也是重新使她变得令人尊敬。这一点,格拉斯与他的同伴们成功地做到了。

但也许从奥斯威辛记忆这个出发点,到两德统一这个落脚点,这中间的距离还是遥远了一些。即使是雅斯贝尔斯,也没有得出从此取消德国民族国家这个命题。格拉斯用来代替单一制民族国家的,是“文化民族”这个概念,即以一个文化民族的共同意识,来代替政治上的民族意识。

带着这个基本立场,在参与有关统一讨论时,格拉斯进一步作了发挥。他提出的方案是“邦联”,在这种形式之下,东、西德保留自己原先的认同,而不必马上变成一个“同心圆”。

看待事情,不仅是看某个结论,而且要看理据。因为在同一个结论中,可以放进去很多也是不同的理据。实际上,格拉斯自己先后的理由便不一样。

90年代,格拉斯主张民主德国得到保留。其理由是:第一,东德的苦难是西德社会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反面。其二,东德社会保存了“生活的缓慢步调,由此而来更多的交谈时间,颇有点梅涅特时代的毕德迈耶尔文化之遗风”。前者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后者体现了文化多样性的诉求。

他本人对这个了理据后来做了修正。在接受南方周末的访谈中,他提到的东德并没有多么吸引人。他提到这个地区“他们刚刚摆脱纳粹独裁,又陷入了斯大林的独裁当中”,这意味着,由斯大林控制下的东德不幸承担了偿还战争罪孽的主要承担者,东德人接受了更多的惩罚。这种情况当然应该改变。

这个访谈中格拉斯又谈及最终由西德来主导的统一过程中,原来东德的工人受到了损害,在垄断利益的控制下,有“以数以千计的人为代价”。不希望劳动人民受损,这个立场令人尊重和高度认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原来的东德,工人阶级的利益就得到了保障。如果一个国家不去保护他的国民,让他们处于易受伤害的脆弱状态,那么别人也很少想到要保护他们。不能指望资本家来保护工人,那需要制度来约束他。

即使这样,也不要以为格拉斯是专制的维护者,远远不是。他始终十分关注八十年代东部世界的一举一动,经常发表言论或参加签名,支持东部公民社会运动。这一点,他与其所属阵营中其他人们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八十年代,包括波兰的工人们,都十分感激格拉斯对于他们的支持。

在格拉斯对于东德的肯定中,你首先可以听到他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批评。这种批评应该视为榜样,它不是将自己的事情,一股脑儿都推到别人身上,没有认为西德不好都是因为东德,资本主义不好都是因为社会主义。他的问题是将东部和西部一视同仁地加以批评,这本书的作者米勒分析道,无论如何,这“模糊了一个法制国家和一个谋杀和折磨自己国民的国家的区别”。

对于自己身处的老联邦德国,他渐渐地也收回了原先一些比较极端的看法:“我错了,我低估了德国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的力量。幸好我们有联邦制,它可以防止我们成为十九世纪普鲁士那样一个狂热的统一民族国家。”(见《南方周末》访谈)

尽管看法前后矛盾,尽管你不同意他尤其是关于东德的看法,但无论如何,格拉斯的道德感,他的自我纠错的精神,其思想丰沛,根基深厚,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也许,他“邦联”的思路是最好的,这样可以给东德人更多的时间,让他们自己来处理自己的问题,在自己的生活中培养起管理和自由的经验,而不是由西德人代劳。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真正当家作主,这个国家必须有名副其实的法制和民主,否则他们不能积累起太多有意义的经验来。

宪法爱国主义,后民族,后传统

哲学家哈贝马斯作为公众人物,与格拉斯不相上下。此公1929年生人,比格拉斯小两岁。但是这区区两岁造成的巨大差异是,1927年出生的人,在1945年战争接近尾声时,已经赶得上成为防卫军士兵,即“高射炮助手一代”,这就是格拉斯在2007年那本自传《剥洋葱》中自我爆料的,一时引起很大争议。而晚两年出生的哈贝马斯则幸运得多,属于“清白”的第一个年龄段。

哈贝马斯与格拉斯更为接近的是:始终着眼于处理奥斯维辛的经验,立足这样的教训,可能为本民族和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有益成分。然而,在哈贝马斯这里,明确放弃了“文化民族”的概念,而力图重建统一的德国民族的政治概念。

他的方案可以称之为“宪法爱国主义”,即构成新的爱国主义基础的,是对于法律和共同自由的热爱,是聚焦于政治共同体中政治权利和民主程序,是自觉地肯定人们互相之间的政治原则,而不是对于现成的“传统”和“群体”的认同。结合纳粹德国的教训,尤其不能将自然而然的民族身份。

而所谓政治权利和民主程序,在哈贝马斯那里,也不是静止的法律条文,它们同时体现为公共领域,这是一个公民自由讨论、自由论理的空间,它不受任何地域、组织或者暴力的宰制。这些传统的国家指标,在哈贝马斯眼里,应该让位于公民之间的无尽的交往过程。沿着这条思路,所谓公民身份,便不是被动获得的,不是自动继承的,而是通过参与公共活动而赢得的。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始终沉睡的人我们不知道他的品格好坏一样,一个从来不参与公共生活的人,他的公民身份有待落实。

与格拉斯所捍卫的“大屠杀认同”的文化认同不一样,哈贝马斯首先肯定的是公民之间的政治认同。包括大屠杀的“共同记忆”,它首先是与民主认同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民族认同。在这里“效忠”是自由的,和面向自由的。这样一种公民国家认同,鲜明地区别于“前现代”的爱国主义——以领土、文化和群体作为认同对象。

强调经过政治的处理和反省,哈贝马斯帮助创造了“后民族”这个概念,即超越了与生俱来的民族概念。如果说前现代的民族概念中,“传统”是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宪法爱国主义帮助创造了“后传统”这个概念。与那些简单否定民族与传统不同,“后民族”与“后传统”强调对于民族与传统的反思。

应该说,在后奥斯威辛的条件下,哈贝马斯以这样的方式来论述民族国家,是富有天才和极具建设性的。经过如此修补和更新之后,民族国家同时成为一个价值的储藏所,需要不断往其中增添公民价值内涵,而不是现成的、一蹴而就的。

以这样的视野来看两德统一,哈贝马斯担忧的主要问题是:当联邦德国以其经济实力而将民主德国“吞并”(结果果然如此),便剥夺了民主德国公民们在政治上的自决权,他们不是以民主的方式加入进来,而是以拥抱德国马克的方式。他因而讥讽地提出一个概念——“德国马克民族主义”。民族凝聚力来自金钱和权力,这样的“团结”来自前政治的、同质的民族认同。如果那样,便是一种倒退。

哈贝马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实行全民公投,包括东德的民众在内。这样符合他的程序正义之说,也可以给东德民众一个宪法爱国主义的速成教育。但是这样实施起来有许多困难。将宪法抛入投票之风险,并将主权分解为程序,这受到了许多批评。实际上这年(90年)的三月,东德人已经投票通过加入西德的提案。

有批评者质疑哈贝马斯,认为他将东德人仅仅看作想要拥抱马克,这是片面的,因为东德人对于平等的政治权利同样感兴趣。的确,哈贝马斯对于东德实际上了解得很少,他承认自己就是感觉不到自己与东德的政治事件有任何关系:“像我这样的人,更多的是对意大利或法国或美国的战后历史有同情,而不是对民主德国,民主德国的历史不是我们的历史。”

这么一位顶级知识分子,对世界上重大问题每每发言的人,对于一墙之隔的东部世界如此隔膜,这未免让人感到有些遗憾。他甚至对于东部发生的公民社会运动不感兴趣。与格拉斯曾经表示鲜明支持不同,哈贝马斯甚至带点轻蔑地说,东德和东欧发生的事情是“补课”,不过是在追赶十八世纪的西方,而“追赶的革命没有给老问题带来新的启发。”

应该说,哈贝马斯对于东德社会性质的认识,倒是清醒的。他较少“生活在别处”。他对于建设联邦德国社会的理性话语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他本人身处的社会也有较多的认同感。但是,为什么八十年代东德与东欧公民社会的经验,不能构成哈贝马斯“公民的无尽交往过程”的一部分呢?不能够给哈贝马斯的自由交往世界增添新的活力呢?

在扑面而来的历史大潮中,知识分子的具体提议,其声音是微弱的,不一定被人所接受。但是,由知识分子常年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成果所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及后民族种种看法,它实际上已经在至少是当时的联邦德国生了根,继续发挥影响。在当今各种原教旨民族主义复活的年代,哈贝马斯的想法无疑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失掉乌托邦的忧郁和别的忧郁

前面说过,50年代为反对加入西方阵营,左派知识分子打出“统一”的旗号,而统一来临,却都纷纷改口,他们当中最激进的甚至要求保留刚刚被拆除的柏林墙,要求奥地利与匈牙利政府堵塞东德居民流向西德的道路。这是为什么?除了格拉斯和哈贝马斯,其余还有怎样的表述和如何对待这些表述?

这样来理解或许恰当——当他们反对自身所处“资本主义社会”,期待一个不同的、更好的、理想的社会,便会将原东德当作“备用选项”或者“替代选项”而保留下来,作为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永恒参照。当然,最好是东德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做一些改进或实验,能够走所谓“第三条道路”,或者其他什么“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出不同的模板或范式,给衡量联邦德国一个“乌托邦的尺度”。

再者,统一意味着“实际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失败同时还波及“理想的社会主义”或曰“社会主义理想”,还会威胁到其他任何理想的、乌托邦的想法,以及抵消和减低对于自身社会批判的条件。他们最不愿意听到自己曾经的对手说“西方赢了”,这就颇有些阵营和派别的味道了。

不客气地说,这些想法,是将左派本来应该具备的人民群众的立场,完全丢在一边!如果是广大人民自己希望走另一条道路,那么没有什么可说的,而如果是希望别人能够实现他自己的乌托邦,这实际上是拿别人当作自己的“替代品”,当作自己蓝图的“道具”,拿别人的生命生活当作从事一桩伟大“实验”的条件,当作他们能够保住自己在资本主义现有位置的手段与途径,这可太不地道,太不马克思主义了。

东德人民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选择,来从事他们自己的“实验”?那是在汲取自身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沿着自己的脉络,一步步来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满足他人的想象?

除了丧失乌托邦的忧郁,这些左派知识分子还有另外一种忧郁。这本书中将此描述为“丧失联邦共和国”的忧郁,听上去让人困惑。这些所处社会的批判者,他们当中有人曾用“内部流亡”来形容自己,表明了一种决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眼下,是他们担心起自己连流亡的地方也没有、需要考虑下一个流亡地点了吗?

不是的。是他们发现原来西德正是他们的根,是他们无可替代的故乡,是他们的家园。

托马斯·斯密德,68年一代的成员,承认“我开始珍视联邦德国了,尽管她作为一个公民社会有着种种不完善。”他们发现,不管如何,西德社会不仅容纳社会批评,而且还会不同程度地“考虑”它们;而东德社会不能被她的人民批评,实际上也不能被西德左派批评。

他们对终于见到了的东德人感到失望,感到他们只是满怀着物质主义欲望,完全不符合他们的预期。有人这样说道——“1700万‘未经教化’的东德人对资本主义和消费品的渴求,意味着审美上以及政治上向1950年代小市民的一种倒退。”

“倒退”也意味着在西德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左派价值遇到了威胁:女权主义、环境保护、前面谈到的后民族主义,所有这些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摆到桌面上来的只能是那些更加迫切的经济或者社会问题。这批担心东德加入而遭遇倒退的人,主要是所谓68年一代。他们不像老一辈人那样,将制度上的保障看成是第一位的。

这肯定是出问题了。几乎一夜之间,从不共戴天的批判者,变成“辩护士”,前后差别这么大,到底哪个是值得信任的?这本《另一个国度》的作者米勒睿智地写道:这年左派们,他们本身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米勒同时分析道:这是因为许多批评都是片面的,由唱反调的心态所驱动,因而缺乏“严肃性”。事实上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批评,在那个社会获得多方面的满足。

这让我想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处境中,说自己的话,替自己说话,很少能够超越其上的。这些言论在东德人听来,是典型的傲慢的西德人,对他们很是不利。而另一方面,作为东德人,在面对某种劣势时,是抱怨谴责“资本主义”世态炎凉,怀念自己失去的从前,还是有其他的选项呢?

我相信那句话,每一个人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制度不可分割,要为此承担某些责任。这样他就有了某种历史性。他在原有条件下所获得的视野、已经养成的某些习惯,他的生活取向,不可能马上融入另一个不同的环境,也不可能要求别人拿一张白纸的眼光来看待你。尤其是一个人不可能因为你受苦受穷而让别人尊敬你,除非你曾经为自由做过同样的贡献,或者亲自动手拆除自己身上的那件看不见的紧身衣。这是东德人的原罪,也是他们对于自己、新的国家及对于人类的责任。

他们既然到了西方,那么就需要将西方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参与到其中作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说别人应该给自己提供什么。就像哈贝马斯说的,通过参与和担当,做一个宪法爱国主义者。

左派留下来的真空,没有人来填补 

有左派知识分子互相批评——他们“睡过了一场地震”,然而,是否左派犯了某些根本性的错误,他们的对立面就肯定是正确的?是否右派知识分子,他们就一定能够填补左派失去风头之后,留下的知识真空和话语真空?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将前面所说的不同光谱的左派其主要立场简单概括一下。第一,强调对于奥斯威辛经验一种非常严厉的态度,认为它是一切重建的出发点;第二,旗帜鲜明地批评所处社会;第三,反对民族主义(不加反思的、前现代的那种)。从民族惨痛历史教训出发,他们主张一种历史的非连续性。应该说,尽管他们对于东部世界的看法比较隔膜,但起码这些人对于自己社会的问题是切中要害的。

这样的梳理也是为了方便读者在下面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因为在称呼方面,西方的习俗很像是与我们环境中相反。我们这里,那些反对狂热民族主义的人们,主张对历史采取反省的态度以及对于现状提出更多批评意见的人们,一般被目之为“右派”,而他们的角色其实更加接近西方的“左派”。同时,而那些尽量抹去自身历史上“不光彩”一面、将外来者视为敌人(比如抵制家乐福)、满足停留于现状以及“尚武”的人们,习惯上被称之为“左派”,而他们的做法或许与西方社会中的“右派”相平行。

就统一期间来看,西德的右派知识分子并没有形成某种气候。比较有人气的是一位叫做马丁·瓦尔泽的作家(已有中文译本若干)和一位编辑出身的文学教授、报人卡尔·海因茨·博雷尔。前者的表述始终存在着含混、混杂,但也许正因为此,泄露了那个社会中某些未经审视的无意识愿望,传递了一般人未经表述的深沉愿望。

在对待奥斯威辛的问题上,当年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等人从事热烈的公共表述公共辩论时,而右派知识分子却选择一种以沉默(缄默)来试图维护他们的尊严,以禁忌来保全荣誉,并希望将自己描述为受害者。

在某种意义上,这位马丁·瓦尔泽很像是德国的米兰·昆德拉。他与格拉斯同年,战争结束之前的短暂时间,也被征召参与防空保卫,属于“高射炮助手一代”。60年代他刚出道时,是一名左派,后来其立场才慢慢发生了变化。他矛头所向是哈贝马斯,认为在公共生活中,人更有可能失掉了他的真实性。这与海德格尔强调的“本真”的传统是一致的。他强调人们有许多经验无法进入公共表述。比如“无力”的体验。

他认为德国人的无力在于缺少自信,缺少自信在于他们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而即使应付奥斯威辛这样的问题,也需要一种共同的民族感情,由集体来承受,而不是个人。他话中也包含有德国是一个受害者的意思,战后分裂的德国是一种“非法干涉”的结果,人们正因此失去对于自己民族的(久远)记忆。他始终带有一种被动的感伤的语调,以此来消解哈贝马斯“重建的政治”。

博雷尔与一般保守的右派有两点不同:第一,他不敌视西方,他的很多观点参照了英国人对待民族的态度,那是一种连续性的态度而非断裂的;第二,他不敌视现代,对于国际大都市文化表现得甚为亲密,并批评左派对于统一的恐惧,是一种类似地方主义的狭隘情感。他在“民族”的概念中注入的是“集体的记忆能力”,记忆与民族的整体性是互相共存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也不反对将德国人认同的问题,与纳粹罪行联系在一起。但他认为一个文化记忆只能培植在一个统一德国的基础之上,因而统一成了民族救治的良方,也是与过去的和解。他以文化自决作为起点和诉求,进一步发展出政治自决和民族统一的要求。

而90年代兴起的“新右派”与统一的进程相伴随,其许多表述在我们听起来,竟是何其相似!在不长的时间之内,他们出版了两本书《西方纽带》与《自信的民族》,其中文章被称认为“质量各异的”(对不合格的委婉表达),同时“没有一篇是能被称之为学术性的。”他们的年龄比起68年一代来说,显得太年轻,但比起80年非政治一代来说,又太老了。他们觉得自己始终是受压制的,而从左派学者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再度获取文化领导权。他们喜欢互相之间引用彼此的著作。还有一点是,不喜欢女权主义带来的成功。

他们的观点许多是从一种抱怨和嫌憎的情绪出发:就现状而言,他们抱怨自由主义的快乐主义,使得德国人感受不到痛苦和悲剧,这同时释放了对于西方世界的不满;就历史而言,他们宁愿将德国当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而为了重新获得“自信”,则需要和强调所谓民族的“正常化”;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他们强调国家的权威,对“社会的自我组织”心存疑虑。他们在“民族主义”的话题中,注入了更多的“国家主义”,奉行“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原本“民族认同”的话题,在他们那里变成了德国人的国家利益。然而就经常表示要“离开西方”而言,这会对德国有所增益吗?。所有这些东西,比起前面所提到的,对我们的耳朵都更不陌生。看来这个世界上“左派”观点各异,因为他们的成员比较拥有独立性,而右派们几乎都是老调重弹。

“新右派”的高潮是在1994年,但是所有这些沉渣泛起的说法,对于普通民众,也不能引起更大的兴趣。实际上他们也不能抓住任何一个政党,作为自己的政治载体。

柏林墙的倒塌只是一个起点。起点永远不等于终点,新的局面必然带来新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但是,不同的起点带来的不同视野,不应该与原来的起点及其视野相提并论。来自东部的人们,不要说二十年前出生的年轻人,即使是如今三、四十岁的人们,对于原来民主德国的记忆,恐怕早已经很淡了。生活早已经驱使他们迅速进入另外一个轨道,处理一些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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