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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碎之恶

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给了丹麦女导演苏珊娜·比尔的影片《更好的世界》。这部影片被认为“在每一个方面都不落俗套”。它所处理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却可能会造成重大后果。两个人为一点琐事吵架,结果却闹出人命。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每个角落都在发生。
   影片有一个国际化的生活背景,安东是一名外科医生,身为瑞典人在丹麦定居,工作却在千里之外的非洲某难民营。他穿梭在荒凉干燥的沙漠与如景如画的丹麦海滨城市之间,一再令观众陷入时空倒错。他的手术台上,不时地躺着被切开肚子的孕妇,这只是因为当地一个叫做“大个儿”的人,与其他人打赌,看看年轻孕妇肚子里怀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人们对此敢怒不敢言。作为医生,安东的工作限于将这些女性开膛的肚子再次缝上。
   这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恶,情节恶劣却没有根基:作恶者仿佛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丝毫没有考虑到这样去做的结果,给他人造成的严重伤害。他像是一个盲者,完全缺乏某种能力及某些器官,来想象他人的遭罪,体验他人所遭受的痛苦。他在这个世界上“独来独往”,逞一时之兴,想要怎样便怎样。他表达自己不可侵犯的方式,就是去侵犯别人,以此为乐。在那个时刻任何人不要阻拦他,否则就是“不识时务”。
   这种恶不管在非洲还是在丹麦同样存在。不仅在成年人当中存在,在孩子之间也经常发生。安东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伊莱亚斯12岁,在学校里经常受人欺负。他自行车的气门芯经常被人拔掉,在路上走会被人无端拦住,在班上提及他的名字甚至都是一片哄笑。人们嘲笑他的理由有:瑞典人的身份,他的长相,他的牙齿。他的朋友克里斯蒂安帮他出了气,两人陷入被警察调查的麻烦之中。
   学校孩童们之间的这种恃强凌弱,令人想起那部德国影片《浪潮》(2008)。其中那个绰号叫做“软脚虾”的男孩,也被他的同学们欺负得抬不起头来,后来在极权主义试验中找到了归宿。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苏联影片《丑八怪》(又译《稻草人》,1986),也将孩子之间的勃险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她)并非人们想象得那样纯洁无瑕。成年人力图加以掩饰的恶行恶习,在孩童那里暴露得一览无余。
   安东的小儿子大约两三岁,在儿童游乐场与一起玩的孩子发生争执,这本来是常事。但是那孩子壮硕的家长走过来,不由分说在安东的脸上连扇几次:“不要碰我的孩子。”这之后他也没有心满意足地离去,接着将气撒到自己的小家伙头上。他暴躁的身体中埋藏着太多的戾气,恨不得将整个世界都当做他的出气筒。
   这就是我所说的“琐碎之恶”。它是一种没有根基、没有必要的恶,以一种琐琐碎碎的方式,遍布和侵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他不能将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也不知道眼前的状况与未来的状况是不可分割的。伤及他人便是伤及自己,伤及眼前也是伤及未来。某种情况像那个寓言里所说的,洪水中青蛙驮蝎子过河,蝎子也认为不能将青蛙蜇死,那样它自己也就活不成了。但是到了湍湍激流的中途,蝎子还是蜇了青蛙,双双沉入水中。青蛙临死前发问:“为什么要蜇我?”蝎子回答:“因为我控制不住。”
   在这样一种攻击行为的底部,蹲伏着虚无主义的种子。这个人自己从来没有被恰当地对待过,没有生命被尊重被珍视的体验,他因此也不知道尊重别人,感受不到他人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一样,是同等重要的,不可抹杀的。当他觉得自己一文不名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别人一钱不值。他被忽视得太久,他的怨气不知不觉地在生长,直到将自己长为一根尖锐的刺。只有在刺痛别人时,他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价值”。他与周围人的关系,便建立在这种不停地互相攻击和某种“战争”状态之中。他习惯生活在一种密不透风的状态,既没有感受力也没有透视力,无暇顾及自己行为的后果。
   非洲的那位“大个”其实也是如此。他的行为轻浮随意、满不在乎,这让我想起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所说,“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同时还有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捷克诗人赫鲁伯有一首关于阿基米德的诗,也道出了某种真相。那位伟大的数学家死于误闯进来的入侵士兵之手,诗人这样形容这位士兵:“他轻轻一捋/杀死了圆,正切/和横切之点/以至无穷”(《杀死阿基米德的下士》)。
   愚蠢的家长还没有结束他的蠢行。当时不还手的安东,事后带着三个孩子(加上克里斯蒂安)前往他工作的汽车修理站,这位修理工居然还要发威,吼叫着“你这个瑞典人滚回地狱去”,接着又扇了安东的嘴巴,声音清晰响亮,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这时安东的态度,成为整个影片的核心。也许因为此,这部影片被称为“在每一个方面不落俗套”。其实只要在某个重要的方面“不落俗套”就行了:它构成对于这个世界上流行做法的矫正。
   安东对儿子解释说:“他是个白痴。如果我去打他,我一样是个大白痴。我会去坐牢,你将没有父亲。他赢了。”儿子问:“你怕他吗?”答曰“这不是问题所在”。哦,一个人做某件事情,应该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理由,尤其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有时候,事情的不同方面就是这样含混不清地搅在一起。实际上太多事情也不可能仅仅归结为怕与不怕的问题。在这个“怕”的问题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考虑。一个人行为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比他的行为本身更值得看重。
   面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安东一字一句地说:“我带孩子们来,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不怕你。”“你是如此一个大白痴,当我带孩子们来的时候,你却不道歉,却继续好斗。”“这不能够伤害我,我没事。”最后这句话真正将那位粗鲁的家伙激怒了,安东的做法让他感到自己彻底失败。他提高嗓门在喊:“我不能伤害你?那正是我想要做到的。”面对男孩们的愤愤不平,安东开导说:“他迷失了。他是个白痴,不值得我们花时间。”让一个白痴占据甚至为此付出自身生命,这真是一个划不来的主意。也许,一个人不仅要选择好他的朋友,也要选择好他的敌人。
   当然这可能值得讨论,同时也要设定主题的严格限制——针对什么样的恶,人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更为恰当的。至少这部影片提供了某个参照,不能掉进“琐碎之恶”的陷阱,不能拿自己的生命与这种没有根基、没有来由的恶下赌注或互相交换。对于少年克里斯蒂安来说,他还需要经过一段历练之后才能明白——因为咽不下这口气,他用家里储存的火药去炸那个修理工的汽车,差点搭上了好友伊莱亚斯与自己的两条命。安东让他明白,原来“生命与死亡只有一层面纱之隔”。“我也是个白痴”,克里斯蒂安在影片结束时说道。
   比较起来,同样获得奥斯卡提名的日本电影《告白》(2010)其处理方式则完全不同。两名少年杀死了女老师年幼的女儿爱美,残忍的做法中透露出同样的轻率无知。
   其中A(受害老师这么称呼他)与上部影片里的克里斯蒂安有点相似,因为失去母爱有些心理失衡。不同于克里斯蒂安母亲患病去世,A认为自己要强的母亲抛弃了他。他因而要做出一桩惊天动地的事情,让母亲瞧瞧。这中间还有一些琐琐碎碎的因素。最终将无辜女孩置于死地的是B,这个少年生性怕事,在家被过度溺爱,也因此他有强烈的失败感,需要证明自己并不是个“残破品”。A同学在接受老师盘问时,竟掉头给了一个灿烂的微笑,并说了声“开玩笑的”,仿佛全然不知道自己做下什么。B同学的母亲在听整个事情过程时,不停为自己的儿子叹息,完全忽视了被害小女孩。
   老师本身也认为,“A有杀意,可是没有杀人;B没有杀意,却害死爱美。”两少年在一种几乎懵懂无知的状态中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行。显然,学校与家庭对于生命教育的缺席,在其中承担着重要作用。影片中的女教师怨恨法律不能具体地惩戒这些少年罪犯,他们实际上与成年人一样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她给自己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有步骤的复仇计划,并付诸实施。她声称已经让这两个学生喝下了含有艾滋病毒的牛奶,从而在精神上折磨他们,让他们接受苦果。B同学因此发疯而不能上学。受困的A则在“野心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用自制的炸药炸死了他一心想要见到的母亲。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变态的故事。你可以说,痛失爱女的女教师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影片最大的缺点是少了一种价值观的透视,对女教师的行为缺少一种评价。与少年们一样,这位女性后来只有从伤害他人的报复行为中才能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只有疯狂地折磨他人,她才得以获得一点平衡,她的做法在精神上是没有出路的,只有陷入“恶—恶”循环当中。尤其是我们如果将这两部影片对比起来看更显出《告白》之缺憾,也更加能够体会到《更好的世界》中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有对于价值观的关心及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而不只是如《告白》那样制造人性的奇观。
   《财经》杂志 2011年第08期 | 来源日期:20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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