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贲
 　　1、就是不说理：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根本就不愿意讲理。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
 　　2、“事实”和“看法”不辨：
 　　“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看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都需要证明其正确性。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有两种辨认方式。第一,人们可以共同确认“事实”是否确切,例如,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而对“看法”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共同确认。例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共产党是英明的。第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比较可以共同认可词义的字词,如“园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则是有待个人理解的字词,如“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归纳起来便是：客观的“事实陈述”说：“请你核实”；强梁的“看法陈述”则说：“我说对，就没错。”前者是谦虚的、协商的；而看后者则是傲慢的、独语的。
 　　3、定义暧昧、武断和含义模糊：
 　　说理所使用的词语应当有清楚的定义。在任何具体的,尤其是较复杂的说理中,主要概念(关键词)的定义不会就是《新华字典》一类工具书的定义,而是需要作“特别界定”(stipulation)。说清词义是说理的第一步。
 　　一般来说,有5种字词定义方式 1)正面定义:以它是什么来定义(字典中一般是这种定义)。(2) 反面定义:以它不是什么来定义。(3)举例定义。(4)特别定义，即在具体说理话语、场合中的特定含义,有的还要说清楚主体和对象（例如，“折腾”,要说清楚“谁折腾”，“折腾谁”)。(5）综合定义:灵活使用上述4种方式。第4、第5种定义是最有用的。
 　　说理的争论往往就发生在定义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义当作是当然正确、不容置疑、不容他见的真理。在群众社会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词语,这往往是一种蓄意误导的宣传手段。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勒庞，2005： 83）。眼下高频率使用的“和谐”、“代表”、“发展”、“崛起”等等都是这一类词语。
 　　4、“新说法”胡弄：
 　　勒庞把说法翻新看成是宣传吸引群众兴趣的一个主要手段。他指出,“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如此等等”
 　　（勒庞，2005：86）。文革后出现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说法,如“改革开放”、“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文革和文革前的“新说法”往往是恶狠狠的：“反右斗争”、“阶级斗争”。“斗争”是一种有争辩字词，人们对是不是非要“斗争”，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后的宣传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类“坏词”。此后创造的“新说法”有一个新的共同特点，那就是用一些根本不容争辩的“好词”。没有人会说不该“改革开放”、不该“和谐”、不该“代表”。问题是，这些“好词”中可以塞进与它们应有的意思相违背的东西。如果“和谐”用来消灭异己，和谐就会变成不和谐；如果“改革开放”用来辩护社会不公正，开放就会是为腐败打开大门；如果“代表”用来强奸民意，代表就变得不代表。
 　　5、隐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结论)和“论证”(理由)之间会有一些隐而不见,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这个理由和结论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会不公和腐败，不管多么专制独裁，都是好政府。这个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标准严重单一化了。《不高兴》作者之一说,中国GDP增长比美国高,所以中国比美国更有活力，就是从这个不可靠的假定出发的。
 　　6、断言、重复和传染：
 　　断言、重复和传染，勒庞早就把这三项确认定为是给群众洗脑，并彻底控制群众的宣传良方。
 　　断言:“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勒庞，2005：102）。
 　　重复:“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勒庞， 2005：102）。
 　　传染:“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
 　　(勒庞，2005：103)。
 　　有断言、重复和传染，便有人云亦云、人信亦信的“真理”。例如：某党伟大、光荣、正确。“中国经济腾飞，国际地位提高。”“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样的话，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就变成了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扩散到社会的上层。”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知识分子的思考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
 　　（勒庞，2005：
 　　106）。就接受宣传而言，文盲和教授有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一位卖鹅蛋的老太太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杨恒均，2009），而教授张旭东则说：“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张旭东，2009）。
 　　7、套话：
 　　僵化、程式化的宣传语言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正式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场合,那一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套话使人在不思想的状态下照样可以滔滔不绝。
 　　套话是一种动嘴不动脑的说话方式：“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便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勒庞，2005： 83-84）。
 　　8、感情用词，诉诸于情感：
 　　凡是自己喜欢的,定用“好词”,正如顺口溜所说的：“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
 　　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凡是自己不喜欢的，必用“坏词”，还没说什么，用词先已经预先设定了贬意：“密谋”、“公然”、“妄图”、“一小撮”等等。无需分析、辩驳，便斥之为“一派胡言”、“猖狂攻击”、“大放厥词”。
 　　9、人多势众、以“人民”的名义：
 　　自己喜欢的就说“广大群众”支持；自己不喜欢的就说“一小撮坏人”反对。
 　　“受到群众好评”、“被传为佳话”、“群众们都说，……”、“大伙份份表示：……”、
 　　“刘少奇要复辟，广大人民不答应！”、“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10、诉诸于无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这是一种以未知的可怕将来作为恫吓手段的宣传。它以人们目前还不知道或者根本无法证明一定会发生的未来结果，来论证自己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例如，邓小平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其他类似的说法有，“我们要反对西方式民主，中国再也不能乱了”、“这些人要求民主不怀好心，中国不能再乱了”、“实践证明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稳定发展，决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否则中国将倒退若干年”、“阶级敌人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受二荐罪。”
 　　11、诉诸于权威：
 　　先树立绝对权威(永远正确的党和领袖)，然后要求绝对服从。例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党要求我们做到……”、“在党的17大精神的鼓舞下……”
 　　12、极度简单化：
 　　对复杂和多种因素的事情进行单一、肤浅的解释，并将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质总结”的模样。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大跃进”时代的共产主义宣传口号：“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队”、“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一句顶一万句”。
 　　文革时的“一句顶一万句”，现在有了新版本。新闻报道《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
 　　称表达了全国人民意志》称：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三字的含义。王晨说，“这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总结30年的改革开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一个道路，不是别的什么道路，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我们中国在下一个30年、下一个50年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就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不折腾’确实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全党的共同意志”（王晨，2008）。
 　　13、笼统泛论：
 　　这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难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4、循环论证：
 　　这是一种原地打转、永远正确的自说自话“论证”方式。例如，坚持某某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某某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某制度，因为它具有中国特色。
 　　15、不当的或谬误的类比：
 　　任何类比，即使在结论正确的时候，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说明”，不能用作结论的“论证”。许多类比甚至根本就是谬误类比，例如，《不高兴》中说：“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这是一个谬误类比，因为国家和黄瓜没有必然的类别关系。2010年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两会”记者会上，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及：美方认为，美中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包括人权。请问人权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吗？杨洁篪则以“画”来类比“人权”,他说,谈人权，要抛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式，“我既喜欢油画，也喜欢中国的水墨画，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画的标准来欣赏中国的水墨画，那恐怕就要出错。”这是一个谬误类比的宣传，因为人权与艺术画本来就不是同类的东西，是杨洁篪为逃避人权问题，而被牵强附会地硬扯到一起来的。
 　　16、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一种偶尔的巧合，却把它当之一种必然。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所以一定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所以一定一贯正确。”
 　　17、虚假两分对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只考虑极端，而故意隐去所有中间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例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又例如,“用中华武德压倒军队国家化”。“中华武德”和“军队国家化”为什么非要互相“压倒”不可？为什么不能两者并存？完全是专门为了抵制“军队国家化”，才杜撰出这么一个子乌虚有，与之对抗的“中华武德”来。
 　　18、叫你两头不讨好：
 　　这是一种常用来攻击对手的宣传手段，目的是将对手于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样的外交政策，就说英国是“随从”；如果两国意见不一，就说：看！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不与之为伍了。要么斥之为狼狈为奸，要么嘲笑是众叛亲离。如果美国介入中东，就说是霸权的表现；如果不介入中东了，就是不负大国责任。
 　　美国历史上民主选举权不包括妇女、黑人，就说是假民主（当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选，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国式民主”，仍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
 　　19、我错你也错:
 　　不讲是非、对错，而是用挑别人的错，或者找看上去类似的事情，来堵别人的嘴。例如：2008年，美国发布了针对多国的《2007年国别人权报告》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立即发布了一份专门针对美国的《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0年又如法炮制《200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这是一种变相的贼喊捉贼：我肮脏，你也不干净，我说你不干净，看你还敢不敢说我脏。
 　　又例如，设置网络防火墙，明明是限制信息的自由传播，限制公民得到政治和其他信息的自由权利，却偏偏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对网络进行“管理”的，意思是说，“管理”就得限制自由，你既然也在限制自由，为什么我就偏偏不能这么做？这是一种故意混淆关键概念（“管理”和“压制”）的宣传手法。
 　　20、绝对的“最”和最强语势:
 　　文革中盛行“最最”句式,例如，“毛主席最亲”,“最高指示”。报纸如果不用“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这样用最高级形容词来形容某个地区,这个地区一定出了麻烦。
 　　文革后这种““最最”句式”延绵不绝，例如，“中国银行业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李稻葵）、“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藏文信息化水平近年来不断提高,古老的藏族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焕发了青春,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颜圆圆，2008）。“事实表明,现在是藏民族文化发展的最好时期。”可曾有过“不太好”的时期？
 　　《中国不高兴》说：“近30年来，我们处于一个长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国人以最大的热情欲图拥抱西方，以最亲善的姿态告诉西方：我们在向你们靠拢。”“最大”和“最亲善”是和什么比较出来的呢?
 　　21、滑坡推论:
 　　从一个看上去是事实的断语，一路不加中介论证地随意引申。例如，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说:“人民代表大会民主优越性第三个体现是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西方利益集团之间非常矛盾，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选举成了金钱政治，效率不高；我们没有利益集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他的结论来自一系列滑坡推论：美国有利益集团，所以就有民主竞选，竞选要花钱，花钱不如不花钱，民主得花钱，所以民主选举是瞎折腾，花钱的民主不如不花钱的不民主。再得问了：“西方利益集团”,哪个西方国家？哪个利益集团？工人、农夫算不算利益集团？不民主政治就真的不花钱？
 　　相似的论调：美国危机深重，奥巴马救不了美国，奥巴马是民选产生的，所以民主选举是瞎折腾。
 　　22、因人废言：
 　　先把对方说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例如，
 　　“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有人赞美道,“说得好，有骨气！！！”
 　　可是,“自己吃饱”和“批评别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原话的谬误推理是：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都是无事生非的蠢人,这样的蠢人,他的批评意见那里会有什么道理可言？蠢人的话，不值得理会。
 　　类似的例子有,北大教授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没完没了地闹，你怎么和他解释都不成。”孙东东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们的话，当然不能当真，不值得理会，不仅不值得理会，还要强制关押起来！
 　　23、常见就是必然（Argumentum ad nauseam）:
 　　经常有美国枪击事件报道，可见美国人权状况很糟糕。经常有美国人因买大房子而负债的报道，可见美国人全都很贪婪。美国常出头干预别国事务，可见美国是世界警察。
 　　有没有想过，尽管人们不喜欢警察，没有警察的社会是更安全一些？还是更不安全一些？谁最怕警察？没有美国干预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好一些吗？
 　　24、诉诸偏见、愚昧和无知：
 　　这种宣传往往用一些高调、抽象，普通人无法用经验来证实或证伪的“知识”愚弄和欺骗听众。例如，教授程恩富说：“中国面对危机，我们各个阶层是没有区别的，哪怕牺牲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来应对危机，西方国家就很难，华尔街的金融企业家有想法，下层人员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矛盾协调起来方便，所以我们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不仅经济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听程恩富这话，又相信他的人，必须对自己国内的贫富悬殊和利益冲突一无所知，必须是一个十足的无知愚民。
 　　又例如，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美国文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个人中心论上的，美国的媒体都是操控在大财团手里，哪里能有独立的舆论”。相信这样的论断必须不知道美国也有人重视家庭、社区、社会，也有人关心社会正义和弱者权利、福利。当然也不能知道美国有许多不同形式的独立媒体。
 　　25、半真话，全假话：
 　　以表面“事实”，掩盖实质谎言，例如“反右运动”中，说“右派分子”有“言论”，那是“半真话”，因为这么说“不假”。但是，有言论就上纲上线为“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全然的假话。同样，说中国“公民权利受宪法保护”，那也是一句半真的全假话，因为中国虽然确实有宪法条文（不假），但公民权利却并没有受到宪法的有效保护。
 　　26、大胆说谎：
 　　胆子越大越好办事，谎言越大越是有气派、听上去越是有真理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秦华）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做客理论论坛，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谈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性、人民的权益，体现程度不同，体现性质也不同。优越性不是空洞的，我们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议员那样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我们的人民代表，个人属于某党派或者属于某一阶层，属于企业、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但一旦作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反对人大代表单纯从个人所属的群体阶层或者地区来说话。”
 　　程恩富这是在大胆说谎，中国的“人民代表”绝不可能不和共产党保持一致，也绝不可能违背共产党的利益随意表示自己的意见，他难道真的不知道？他所说的“西方议员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一个“西方国家”。就以美国而言，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选民直选出来得，选民虽支持某个政党，但并不是党员，许多选民根本就是对竞选议题进行投票。众议员代表选区，参议员代表各州，虽有政党分别，但在具体问题上的表决，并不代表党。共和党的可以投民主党的赞成票，民主党的可以投共和党的赞成票。不久前，加州的共和党州长就和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许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也没有听说因为不代表党而受到什么党内纪律处分。
 　　27、老百姓的话：
 　　用无名无姓、没有面孔、无法核实的“老百姓”来做主语，造成一种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一定正确的假象。这种假象就是谎言诱骗效果。例如，“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劳动人民喜爱的春节晚会”、“一农民新年感言：胡总书记的“不折腾”说到了咱心坎上“、
 　　“‘不折腾’是中国由上到下的普遍新年愿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28、妖魔化：
 　　把活生生的人说成为非人的异类，排斥到人类之外，剥夺他们人的属性，使被虐者自觉低人一等,施虐者没有负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几只苍蝇嗡嗡叫”、“砸烂狗头”、“臭老九”、“黑五类”、“引蛇出洞”、“关牛棚”、“小爬虫”、“害人虫”、“走狗”、“洋奴”等等。
 　　29、暴力化：
 　　用语言把人划分成“我们”和“敌人”，用无法讲理的“你死我活”来代替必须讲理的相互沟通和妥协。以战场逻辑来代替民主公共生活规则。例如：利用“打倒”、“消灭”、“粉碎”、“斗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砸烂狗头”等等诋毁性、攻击性的语言，来挑动仇恨和暴力。这些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词汇,数十年如一日潜移默化,深入到人们的下意识之中,一有机会或需要就会重新被启用。
 　　30、篡改真相：
 　　对真实信息作手术切除。例如，连《开国大典》这样的历史文献画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开国大典》第一次改动是在“高饶事件”之后。当时有人通知董希文，去掉画面中高岗的画像。《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使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它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画像。
 　　“文革”爆发后，“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将《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去掉。这时董希文己身患癌症，不得不拖着被病痛折磨的身躯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做画面修改。经过修改后，刘少奇画像的位置换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高继尼，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