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以我为中心、随我需要的“辩证”：
 　　对我有利的，就大事渲染；对我不利的，就全盘否认；实在无法否认的，就轻描淡写、文过饰非。例如：“透过现象看本质”、“形势大好”、“困难是暂时的”、“看主流”、“看发展”、提拔干部要看“大节”：“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特别是要看本质、看主流、看发展，并且防止以瑕掩玉。”
 　　又例如：贪官污吏再多，也一口咬定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应该毫无疑问地说，我们的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整体是优的，是积极向上的。但在干部队伍中也还存在着少数干部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观念不牢固、干部腐败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厄制等不少问题，确实暴露出我们在干部管理方面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特别是有些地方之所以事故频发，有的小事酿成大事，就与治党不严、对干部疏于教育管理有直接关系。这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有百害而无一益，对干部自身的成长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还有一个堪舆黑色幽默比美的“黑白颠倒”辩证法例子。有人问毛泽东的摄影师陈石林，为什么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齿都显得那么白？陈石林回答：“刚解放时，主席抽烟抽得牙齿颜色很深，拍照的时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来的照片，那一定是要把牙齿的黑色修掉的。”还有人问，这是不是违反真实性呀？陈石林说，“这个问题要这样看，主席工作那么忙那么累，叫他经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这样做！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要体谅主席，给照片简单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要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齿修掉才是真实的效果”（News.qq.com,
 　　2009）。
 　　32、歌功颂德：
 　　这是一种出格的，没有限度的，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吹捧和阿谀奉承。例如，“形势一片大好”、“莺歌燕舞”。春晚：“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
 　　又例如，19岁的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2009年3月28日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出人意料地用流利英文演讲，震撼全场。班禅所到之处，掌声雷动，欢呼四起”。班禅说：“我由衷地感谢党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让我能够分辨是非，认清谁真正爱护西藏人民，谁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破坏西藏安定祥和的局面。”这个高僧的“明亮的眼睛”不是来自他心中的佛祖，而是来自一个无神论的政党？在佛教徒心中，共产党比佛祖伟大，还有比这更出格的歌功颂德吗？
 　　33、推诿、抵赖、不认账：
 　　拒绝对所有发生过的历史错误承担责任或表示悔过，用种种方法推诿、抵赖。例如，“汶川地震遇难学生人数仍在认定”、“遇难学生最终的数字，我上次在新闻发布会也通报过，它与我们整个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的最终确定是联系在一块的，汶川地震最终的死亡人数的确定，我们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对死亡人数特别是失踪人数的最终确定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涉及到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
 　　变“过失”为“评功摆好”：不是不公开数字，而是在积极准备公开数字。在过失和错误无法否认的时候，强调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能力”，不但没了缺点，而且反而增加了优点。
 　　34、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对一般民众有好处的计划，来掩护对他们不利的，有伤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扫黄”为名义来控制公共言论空间，达到限制网络言论自由，消除政治批评和社会“杂音”的目的。
 　　35、豪言壮语式泛论：
 　　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这种建立在情绪高涨之上的正确是根本用不着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的。政治口号中有许多例子：“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东风压倒西风”。
 　　36、耍横：
 　　你说我不对，我不对你能拿我怎么办！？你说的不对正是我说的对，对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只要你不敢惹我，拿我没办法，就算是我对。这是一种政治流氓话语，例如：“‘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权发言。”又例如：“反右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
 　　37、扯开本题, 窃取论题:
 　　把主要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例如有这样的官方说法：“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决不搞西方式民主”。
 　　多党、分权、民主，本来是政治学的重大讨论议题，在中国讨论这些议题，提出有关建议和设想，与西方不西方没有必然的取舍关系。从本题扯到“西方”，利用国人对西方的异我族类感觉、不信任心理、文化偏见，用“西方”一词诱发的非理性因素，转移对民主本题的理性讨论。
 　　38、鼓吹所谓的“中国特色”
 　　凡事只要冠以“具有中国特色”，黑可以变成白，马可以变成鹿。一党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公检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等等。《人民日报》2009年03月15日头版甚至明明白白地说：“外国法律体系中没有的法律，只要我们需要就及时制定；反之，外国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需要，我们就不搞。”
 　　39、文化绝对相对论：
 　　取消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代之以价值相对论和不可知论。其结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别是非和对错的必要，可以为所欲为。例如，《羊城晚报》报道，近年来，常有媒体报道，中国人出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象，“丢了中国人的脸”。可是外交部领导武大伟却认为：“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说到中国人到美国华尔街“骑铜牛”的时候，武领导笑着说：“如果那个铜牛不让骑，就应该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攀爬’。……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也不能单靠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双方共同沟通，相互理解。”报道称赞武领导很“幽默”。的确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试问，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如果不立一块“禁止大小便”的牌子，是否就可以大小便呢？
 　　40、替罪羊:
 　　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误责任推给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把政府的责任推给“自然”,或推给“苏修逼债”。又例如，尽管“四人帮”必须对“文革”承担重大责任，但把“文革”完全归咎于他们，他们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祸首毛泽东的替罪羊。
 　　41、巧用证词–反正都有理:
 　　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挑选和利用所谓的“客观报道”，来证明某项宣传的“客观真实”。这是《参考消息》一类出版物在中国所起到的一种主要宣传作用。它选择性地引用西方报纸的材料来说自己不方便直接说的话，即所谓的“连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而在西方媒体有不利消息的时候，就说是“恶意攻击”，或用作“西方反华势力忘我之心不死”、“干涉中国内政”的证明，即所谓“反面教材”。
 　　42、利用联想转换:
 　　利用暗示和联想，把表面真实的现象转化为实质虚假的意义引申。例如：周恩来穿补丁衣服，所以是一心为民的好总理,哪怕他在“文革”中干下了无数助纣为虐、祸国殃民的坏事。因为温家宝穿旧旅游鞋,所以，他能证明共产党是廉洁、爱民的执政党。
 　　这则报道也是一个例子：“焦裕禄、孔繁森——一个，长眠在为之耗尽了心血进行治理的沙丘下；一个，献身于带领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事业中。两个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名字，如同两颗耀眼的明星，
 　　跨越30年的时空，交相辉映，光彩照人。
 　　……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中国共产党涌现出了如此优秀的领导干部，感动了、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民众，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党的本质，鲜明地体现了党的主流，同时也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能英雄辈出的历史必然。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书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
 　　但是，偏偏有不相信这种宣传的，民间顺口溜说，“群众学孔繁森，干部学王宝森”。(王宝森是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局长。1995年4月5日，因腐败案发，自杀于怀柔乡间。7月4日，中纪委開除王宝森的党籍。)
 　　43、数字简化：
 　　这是一种“你不要多想，只要记住这几点，能照样重复就可以了”的宣传手段。它的“化繁为简”手段很适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众，同时也使得这样的群众能满足于最简单的信息，成为非常容易控制和驾驭的群氓和愚众。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四”“三”，具体指什么？“八荣八耻”，除了这个“八”，有谁真的记住了哪些“荣”和“耻”？“
 　　荣、耻”问题又何曾有过公共讨论？数字还得挑简单的。章立凡说，“数码以三、四为多，绝少过五，盖因简单好记”：“三反”、“五反”、“一化三改”、“三面红旗”、“四个第一”、“四个现代化”、“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三支两军”、“三结合”、“一打三反”、“三要三不要”、
 　　“三项指示为纲”、“两个凡是”等等（章立凡，2006）。
 　　大跃进口号：“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倾家荡产大搞钢铁”、“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更有追求“修辞”效果、“易记上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山东菏泽的计划生育：“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数字简化甚至侵蚀到一些学者的“学术语言”之中，使之不知不觉也成为一种简单、不实的宣传。例如，北京大学某教授在《中国的“三和文明”应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补》中写道：“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进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
 　　中国真的有什么“三和文明”吗？中国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吗？西方就没有和睦的家庭了吗？中国的群体社会真的是一派和谐而没有矛盾冲突吗？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吗？与别国之间也都只是和平相处吗？一口咬定中国“不是好战的”，是否就可以因此一笔抹去血腥内战的历史，一下子变成一个与喜欢侵略和战争的“西方”完全不同的爱好和平国家？为“和谐社会”的宣传敲边鼓，名大学教授的“思想水平”又比平庸的歪理和说谎高明到哪里去呢？可见，会不会说歪理、假话与是否有知识、学历、学衔、权威并没有太大关系。当然也不是没有关系，因为最大的，最有欺骗性的歪理和假话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那些很有知识、学问，并享有各种权威的人说出来的。
 　　“歪理”是不真的话语，因此是虚假的。假话有三种不同的颜色：“黑”、“灰”、“白”。黑色假话是一种编造的、颠倒黑白的谎言,也是奥维尔在《一九八四》中描绘的那种最“经典”的谎言。白色宣传提供的信息是确实的,不是编造的,它甚至提供确实的信息来源。不过,它的目的仍然是故意混淆问题的实质。例如，火车出事那天确实有雷雨和闪电，但是，说火车出事是由雷雨和闪电所造成，却未必是事实。灰色宣传是介于白和黑之间的宣传,它是一种“半真话”的谎话，它说的那一部分也许是真的,但故意不说或不让说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重要的内容。今天，说黑色假话的已经不多见了，但不说黑色假话并不就等于是说真话。事实上，假话者的精明和辩才往往表现在既不直接说谎，但也不说真话，也就是说那些或“白”或“灰”的假话。以上的例子中大多数是“白”或“灰”二色的假话。有心的读者不妨对这些例子自行增减、灵活调整、建立相互关系、重新组合整理，总之，只要举一反三，必能对认识歪理和不会说理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