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过许多所谓二次大战时期的影片，都是后来拍摄的。对于同时期拍下的这类影片，实际上十分陌生。那些不得不妥协的人们，不得不忍受屈辱的人们，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心态？如何自处？尤其是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这些都是十分很有意思的话题。

导演克鲁佐本人也是该片的编剧，1907年生。此人最早的志向是做一名外交官，后来重新选择当了文化人，最初写电影评论，后来成为电影编剧，主要是写些轻喜剧之类。在这之前导演过一部影片《凶手住在21号》，一举成名。同样，这部《乌鸦》首先是一部精彩的悬疑惊悚片。

法国新浪潮大师特吕弗酷爱这部影片。他称自己在“解放前”（1945年前）就看过五六遍，尽管片中对话大概有“100个词汇”，作为孩子的他不明白。解禁之后他“每年也会经常去看上几次”，能够背诵影片的全部台词。

现实版

故事发生在法国一个小城镇。来自外地的杰曼大夫收到了一封署名“乌鸦”的来信，信中称“你这个色鬼，不要再和沃尔热的妻子混在一起，我一切都会看在眼里。”沃尔热是当地一名精神病大夫，妻子叫劳拉，长得清纯俏丽。接着，沃尔热与劳拉夫妇都分别收到了来自乌鸦的信件。信用印刷体写成，看不出手迹。

很快，这个小城不同的人们都收到了这类信件，从政治人物到医院的同行、病人等。每封信里都揭示了这个人的某项丑行，也没有忘记顺便捎上杰曼大夫。信中指责的内容有鼻子有眼睛。看来乌鸦真是像它自己所声称的，一个无所不知者。

匿名信件像热病在小城蔓延，整个城市都被传染，温度越来越高。劳拉的姐姐玛丽·柯宾独身，长得瘦骨料峭，说话凶巴巴的，在医院当护士。她对妹妹来医院过勤表示不满，揭穿其是为了能够见到杰曼大夫。她成了人们的主要怀疑对象，不久被拘捕。

至此，影片的框架与实际生活中的蓝本正好重合。自1917年至1921年，法国科雷兹省杜勒市一个老处女安琪•拉瓦勒，先后往省政府写了一千封信，专门披露他人隐私，弄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自称“火眼金睛，无所畏惧”。被抓获法庭受审时，穿了一身黑色丧服，“乌鸦”因此得名。克鲁佐称自己的这部影片，受到这个故事的启发。

心理版

然而影片并没有停留于此。玛丽·柯宾被捕之后，“乌鸦”照样出没在人们当中。在教堂做礼拜时，它会从人们头顶无声飘落，明摆着要亵渎神灵。又一轮调查开始了。更多的怀疑对象进入人们视野。比如与杰曼有过一夜情的妖艳女子丹尼斯，还有一个十四岁戴眼镜小女孩罗兰德。

说到此不能不赞叹该导演的天才。整个影片无事不刻弥漫着诡异气氛，许多细节都可以做多重的和歧义的理解，随时都有可能将影片带向别的方向，使得已有的结构摇摇欲坠，敏感得一碰就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重新组合起来，那么该结构便显得是经得起攻击的，从而是无懈可击的。其中每一个人物个性鲜明，都有自己要去的方向，他（她）们有时候与整个影片的主旨并无紧密联系，然而将这些奇奇怪怪的人们加在一起，正好增加了整体气氛的诡异和扑朔迷离。

继而发现，乌鸦的起始，竟然是谣言的受害者劳拉本人。她对杰曼医生产生好感，写信引起对方注意却没有任何反应，恼羞成怒之下，她写了第一封匿名信攻击杰曼。而如果是这个框架，那么该片就是一个标准的黑色电影（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词）。罪犯隐藏在我们当中，甚至长着一副天使般的面容，令所有的人们大吃一惊。

影片还在往前走。第一封信的确是劳拉写的，但自第二封信开始，写信人却多了一个，那便是劳拉的丈夫精神病大夫沃尔热。他才是整个故事的真正推手，叙事动力所在。那个年代正是精神分析学盛行的年代，因而在悬疑惊悚片的框架之内，这部影片拥有一个心理学的底板。在这一点上克鲁佐可以与希区柯克相媲美。影片被解禁之后，人们就是这么评论的。除了被禁止的原因，这位克鲁佐导演体弱多病，没有希区柯克那样高产，也不像希区柯克那样流行。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有过心理创伤，从而留下心理痼疾，某种阴影会伴随他一辈子。因此，人们的内心，远非一个光明朗照的场所，甚至是一个藏垢纳污之地，其中窝藏着各种违法乱纪的念头。他们的行为，也由此劈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愿意给人们看见的，体面光鲜的；另一方面，则是需要隐藏的，晦涩的，不想被人知道。

不同人们接到的信件就成了这样：

——“你这个老酒鬼，酒精已经蒙蔽了你的眼睛，你看不到杰曼在怎么样败坏你医院的名声，也看不到会计怎样炮制账本。伯尔尼，你这个人渣问问他是怎样帮助他的朋友格里奥赢得1月15里的投标的。”（给主治医生、医院院长）

——“你这个老骗子你与堕胎医生杰曼关系很好继续保持，你可能会需要他的帮助，如果你的女儿继续在主治医生的办公室混的话。”（给格里奥医生）

——“懒惰的家伙。你管理这座被杰曼污染的城市，这就是我的三点控诉：第一，杰曼行为放荡；第二，杰曼在从事吗啡交易；第三点，你带了绿帽子。”（给市长）

市长是当着其他人的拿出乌鸦的这封信。其中第三条未等他本人念出，周围的听众已经报出。因为“这些谎言中也包含有一定的事实。”

这些信件由丈夫口授，由因为爱情而陷入疯狂的妻子书写。一个医生和一个病人，真是天衣无缝的合作。大夫本人解释这个悲剧在于“年老的丈夫娶了年轻的妻子，年长日久，他们成了朋友。”

作为心理片，克鲁佐比希区柯克走得远。他不是简单地描写一个心理病人（劳拉），不限于这个人的心理逻辑和行为，而是同时将解剖刀伸向了其他许多人们。从理论上来讲，每一个人都不能豁免。

哲学版

正如弗洛伊德本人也是一位“业余的”哲学家一样，在发明他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同时，发展出一套低版本的人性观；这部影片中精神病大夫沃尔热，也可以说是一位无师自通的“哲学家”。他行为所依据的逻辑是精神病学的——每个人都存在问题，但是通过乌鸦的嘴大声说出这一点，这个动作本身，却有着完全是哲学冲动。

一般人们倾向于什么？当然是回避自己，尤其是不愿意看到自身的阴影。影片中便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13号病床的病人突然自杀，因为他也收到了一封信，信中告诉他自己得的是绝症肝癌，于是他万念俱灰，选择离开人世。此人是无数不愿意面对自身的人们当中的一个。

还有一个倾向，就是选择一个替罪羔羊，将自身生活不如意的原因，全都倾泻到这个人身上，认为是他（她）弄糟了一切。这个替罪羊便是玛丽·柯宾。影片中有一场戏属于超现实主义的：可怜的玛丽·柯宾被人们自认为“祸首”，她穿着黑披风在小镇狭窄的街道上奔跑，从每家每户的房子里，都传出可怕的呼叫——“就是她，就是她”。那是一种威胁的呐喊，狂风一般，令她无处躲藏。等她回到家，发现自家已经被来人捣毁，窗户玻璃已经被砸碎。

当人们将目光投向这个世界，精神病大夫沃尔热——这位洞悉人们内心秘密的人，带点强迫性地，试图将人们扭转过来，让人们将视线转向他自身，让他面对自身，给出他自身，“认识他自己”。当然，运用匿名信的方式未必得当。我们也可以将此看作是情节剧的手段，或者干脆看作一个隐喻。

阿伦特曾经运用“电鳗”，来形容因思考所需要的“断裂”。电鳗带来一小会儿麻痹，令人中断他手上的工作（或罪恶），有可能来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而日常生活那样一种封闭性和连贯性，则做不到令人低下头来见到自己。

精神病大夫沃尔热与主要受害者杰曼大夫还有一段对话。对于杰曼来说，这一切都是空穴来风，是不实之词，因而他用了“邪恶”这个词：“当你看到邪恶的东西……”，没有等他讲完，关着眼于人的精神的那位大夫马上接口，他否认邪恶只是在别处存在，而与自己无关：

“我每天早晨从镜子里都能看到一个这样的东西。一个天使在旁边，这太令人惊异了（指杰曼大夫）。你认为人们要么全是好的，要么全是坏的。善是光明，恶是黑暗。但是它们各自从哪里开始，邪恶又会从哪里结束呢？“他指指杰曼医生的胸口，补了一句：“找找你的良心，结果会令你惊讶。”

这位沃尔热大夫每天在镜子里能够看到自己的邪恶。当然，肯定不是所有的乌鸦，都在从事哲学活动。影片中后来加入写匿名信的，还有丹尼斯与罗兰德，她们的动机与劳拉一样，都是希望看到某个自己期待的现实。但是不应该排除，在乌鸦当中，有一些属于“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业余粉丝。

没有人能够为哲学家准备审判席。沃尔热最后死于13号自杀病人的母亲之手。她分享了儿子的生活态度：不愿和不能承受自身真相。哲学家应该死掉，他站在“认识你自己”这个“原罪”的立场上。

政治版（一）

我敢说，这位导演绝无任何政治上的野心，这从他后来拍摄的影片《犯罪河岸》、《恐惧的代价》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它们同样是心理悬疑惊悚片，他在这方面有着乐此不疲的兴趣和探索。

他只是凭着一个导演的本能在做事情。正是因为这个本能如此单纯，如此纯粹，甚至到了对周围世界不闻不问的地步，因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从而释放出不同寻常的能量。

首先，凭着导演的本能，他没有迎合纳粹意识形态及美学的需要。纳粹在美学上远非以杀人见长，而是有着几乎一整套美学词汇。比如追求崇高、健康、力量和欢乐，在画面上则追求光洁光鲜、朗朗乾坤，河清海晏，气势如虹、高屋建瓴，而排斥阴郁、黯淡或任何粗糙不齐的东西，尤其是人性中那些除不尽的余数，认为它们是晦涩的，不能通往任何目标和结论。

在这部《乌鸦》杀青之前，法国恰恰出现了这么一部影片，美轮美奂，光滑如水，戈倍尔对此大加赞叹，特地下令标举其为法国电影的榜样。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两个月后，已经是剧本部主任的克鲁佐，弄出这么一部直捣人性阴暗面的影片来。歪打正着还在于，盖世太保事业的一部分，依赖于人们的告密，这部影片恰恰拥有一个关于告密的外表。

其次，地下抵抗运动对这部影片表示拒斥，也可以理解。这部影片就像当年上海孤岛时期的影片，属于敌伪区的文化，因而天生带上了通敌嫌疑。影片中没有一点高昂的抗敌意志和行动，反而是一堆“丑陋的法国人”，生活在一个令人压抑的小镇环境当中。在需要爱国主义的年代，在同仇敌忾的年代，这部影片实在不出力、不帮忙。

除非地下抵抗成员在那种暧昧的环境下生活过，他们才可能了解这部影片的意义。

政治版（二）

维希政府和他的人民不高兴，这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评论家们在报纸上大加攻击，将它说得一无是处。另一方面，票房却是十分火爆，他导演的天分是多方面的。

尽管不是有意的，但它的确不亚于一次入侵，其“百万大军”便是其中的哲学立场，或者只能称之为“哲学气味”。哲学有时候与人为敌，真的。

那是一个被强权蹂躏的时期，这种蹂躏必然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而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法国民族”。强权的秩序，是强加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道德和精神上面；强权的运行和落实，必然是得到每一个人的认可、配合、合作，它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人们不能没有生活来源，每个人有权利活下去，但，这就是那个残酷的事实——强权之下，人们在生活的源头上遭受了污染，在构成生活的根基的一切方面——从物质资料来源到人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道德、精神生活，都无不打上那个羞耻的烙印。

因而人们便生活在双重秩序当中：一个是大秩序，由强权者所安排和主导，另一个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人小秩序，它吸附、寄生在大秩序之内。这两者互相依赖，互相交换，胶合在一起。没有这一个个的小秩序，大秩序不可能存在。虽然不能说，所有小秩序加起来才形成了那个大秩序，但是无数个小秩序本身，的确形成了大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毛细血管。

而某个人若是从某天开始不想忍受了，他想要转身面对大秩序，但是他首先遇到的障碍，却是他自己的小秩序，是他在大秩序下给自己安排的生活。他若是完全不考虑变动自己的小秩序，不考虑变动自身小小的精神秩序和道德秩序，那么他不想动大秩序一根毫毛，反而会亲近它、想法设法为之辩护，说到底是为自己辩护。

为自己的合作而开脱。这是每个人都守藏着的自身秘密。他只有靠了这个秘密及守藏才能够活下去，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因此，这个蹂躏的、残酷的时代，还是一个密不通风的严防严守的年代。不该问的不问，也不说，人人心知肚明。

这一整套防范的链条，开端一节在每个人自己手里。只要他不去查看自己，不去询问自己，不去面对自己，不去低下头来清理自己生命的墙角，不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总之，不去寻找作为个人的起点，个人的尊严，那么，他就有可能在这个秩序中混下去，整个链条便通过他而连贯起来。

他不习惯“问”和“被问”，对任何方向上来的“问问而已”，都抱有一种厌恶心理，认为那仅仅是一只讨厌的乌鸦，打断了他愿意耽溺于其中的现有秩序。不管问什么，实际上问出来、勾勒出来的永远是他自己，而这恰恰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他很难发现——看似乌鸦体内的黑暗，原来来自他本人；看似乌鸦身上的“污点”，其实是这个人不愿意正视的自身内部。

而哲学这只“乌鸦”教人转过身面对自己，熟悉自己，不要忘掉自己，尤其是寻找自身的出发点，承担自己所承担的。而对人们自身生存的小秩序提出挑战，也就顺便触动了那个大秩序，由此而披上了一些政治色彩，具有一些政治含义。不管它实际上多么微薄，需要放大镜才能够找到，但是人们凭自己生存的本能，都能够嗅得到，感觉得到。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极端年代，哲学可能蕴含着一些特殊的力量，思考和反省可能蕴含着一些特殊的力量，

呼吁让这部影片解禁，萨特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还有让·考克多，这位诗人、小说家，导演、画家，演员、音乐评论家，很少人像他那样拥有那么多才艺。

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