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也有一个叫周立波的人，比现在的周立波还要家喻户晓。他是一位作家，创作了小说《暴风骤雨》（1948年）。小说描写了东北一个叫做元茂屯的村子，1946年到1947年土改的全过程，成为指导全国土改运动的样板教材。
 　　小说的原型为哈尔滨附近尚志县元宝屯。周立波曾担任这个村土改工作队的副书记，该村“恶霸地主”韩老六、贫雇农赵光腚，原名原姓写进了小说。1961年导演谢铁骊将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此时彩色胶片已经被广泛采用，但是为了展示当年沉郁苦难的背景，导演决定继续拍摄黑白片。一线大明星于洋扮演了电影中的男主角。于洋本人也是当年东北土改工作队队员，小说中的许多情景是他亲身经历的。
 　　2004年，这个被称为“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的元宝屯，着手筹备建立“土改博物馆”，村干部收集当年的农具、油灯、桌子，也迎来了新的客人——纪录片导演蒋樾和段锦川。这二位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带头人物，曾获过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高奖项。2005年，第三个版本的《暴风骤雨》，在“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面世。
 　　与周立波当年从生活“提升”为艺术不同，纪录片人走的是一条“还原”的道路：寻找仍然在世的当事人，请这些已七八十岁的老人对着镜头讲述当年的亲身经历。
 　　老人们在讲述中，异口同声谈到，一度众所周知的剥削阶级典型“韩老六”，其实一点也不阔气，甚至没有自己的土地，是帮别人打理，“与书上写的不一样”。他在日伪时期做过“保长”，是“群众选的”。土改运动不是除汉奸运动，因此在新的叙事中，需要他扮演“恶霸地主”的角色。群众并非那么容易发动起来的。工作队起初叫做“民运工作队”，对外没有称自己是“共产党”。而最初接近工作队的人，是村里一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这一点得到了已是高龄的于洋的证实。
 　　当年的土改工作队成员，后来多是不同部门的领导，包括退休的省委宣传部长等。能采访到他们，也是这部纪录片的一个特色——官方人士的面孔很少在独立纪录片中出现。这大概是因为这两位纪录片人，同时在给中央电视台做一部《土地的故事》的电视片，因此有一些可接触到的资源。
 　　由于角度不同，这些外来的发动者与当地群众，在讲述语气上（肯定、否定或叹息）有所不同，但在一些重要事实方面，叙述还是一致的。比如，他们共同认为，土改最激烈的阶段并不是分田分地，而是“挖浮财”时期，也就是进入到地主富农家里，直接拿走家中的粮食、衣服、牲畜、被子、家具等各种东西，当地群众称之为“扫堂子”，将整个大地用扫帚过一遍。农民们赶着大车，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吃粮也不给留下”。
 　　打死人从这里开始。原工作队队员称，更早时，“打死人就没有批斗对象了，群众运动就发动不起来了”，但到了后来，一切仿佛失去了控制。于洋说，“按政策是不可打人的，但打了也就打了。”当然，如果坏人坏事不受惩罚，它们就会炙热地传播开去。那些带来新秩序的人们，没有带来新的严格的法规。
 　　民兵们手上有枪，一般人手上有棍子和其他日常用具。短短十几个月间，人们仿佛还没有来得及体验分到土地的欣喜，便一下子转为疯狂的仇恨。纪录片人查了当地的档案：尚志县土改期间一共死了近700人，其中自杀86人，打死273人，枪杀333人。
 　　不清楚这种仇恨中，到底有多少是来自自身。至少人们需要确证，分来的土地和物品，不能再交还给原来的主人，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接下来许多年轻人踊跃参军打仗，当时的口号为“保卫土地，保卫家乡”。由此产生的排山倒海的动力和热情，是武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不可比拟的。
 　　除了当年电影《暴风骤雨》的片段，影片还穿插了来自当时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共产党的新闻片《民主东北》《伟大土地改革》等片段，使得该片成为一次拥有众多不同声音的丰富对话，是一次难得的多声部叙述。
 　　影片结束时，土改博物馆已建成。年轻女讲解员仍然重复过去教科书的老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