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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与重负——我这三十年

拿到“我的三十年”这个题目,脑海里竟然不断浮现出弗罗斯特的那首诗《未曾选择的道路》。诗里说到在落叶铺就的金黄色树林里,从某个地方岔开两条小路,说不出来这条路更好,还是另外一条。但是“一个过路人,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因此,另外一条小路,就只有让它停留在永远的寂寞中。
  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还是太年轻了,不会想到在自己身旁,躺着另外一些无声的道路,更没有想到一旦踏上眼前的这条,它们实际上“一条接着一条”,不停的朝前延展,一直把我送到无法返回的今天这个地方。
  一般人们都会说,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或者如果重来一遍,还是选择已经走过的这条。然而我却对此抱有迟疑。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正确,很多行动或决定,与其说是主动选择的,不如说是情势使然。肯定存在一些大限,为一个人、一代人或者几代人难以逾越。意识到这些局限性,不是为自己开脱,而是保持一种警醒。
  有些事情现在说还是太早。但是我至少可以梳理出一个思想过程,我的行动是以思想作为序言的。
  我说过1978年春天我们进校时,正赶上思想解放时期,那是一个枯木逢春、千舟竞发的年代。每天传来许多激动人心的新发现,被掩盖已久的真相得以见天日,沉埋多年的冤案得到平反,被扭曲的正义得到伸张。那时年轻,正处于思想和感受最为活跃的时期,所受到精神上的感染鼓舞是极为深刻的。
  然而实际上也伴随着深深的焦虑。我们普遍接受了“党和国家走了弯路”这种说法。不仅是历史的损失,实际上,一小段历史的弯路,对于个人造成的损失,同样是惨痛无比的,甚至更加惨痛。对我个人触及至深的,不仅在于一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已经永远地沉埋地下;也不仅在于一些人被排斥到边缘,比如当右派的人们,他们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而在于一些始终有机会在工作、在出力的人们,当他们回头去看自己的“工作成果”,仿佛被别人做了手脚似的,完全不属于他,他也羞于承认它们,这种事情令人丧气。
  他的努力白费了,他的生命被浪费。本来他觉得自己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但实际上只是徒劳无益,甚至有害。尤其是他还活着,他必须面对自己的徒劳,眼看着自己的生命被劫走。用今天的话来说,他被“盗号”了。比如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在一个阶段之内他只有服从于当时的政治,不管他有多大的才华。结果发现那原来不过是一堆废纸,但当时也可以说是融入了他的“心血”。
  比如一个早年参加革命的人。年轻时他相信自己所追求的是一个光明的世界,于其中肯定更加民主,更加公平,没有弱肉强食,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他还认为越是克制自己,甚至不惜为他所追求的目标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样的好世界就会早日到来。他当然想得过于美好了,但是无论如何,几十年后所面临的从未有过的破坏荒芜,还是令他始料不及。
  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对于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遇,当然会有敏感与认同,潜意识中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像那些学术前辈,将自己整整一生的才智性活动给浪费掉了,到头来两手空空。然而有一个东西暂时埋藏下去了,这便是:我自己毕竟也是在那种封闭的机关院子里长大的,对于朝夕相处的前辈,实际上有许多不自觉的同情和认同在内,暗地里为他们个人的命运感到叹息。
  父辈革命者的真诚毋庸怀疑。但究竟是怎么回事,让他们走向了自己当初的对立面?如何不去重复他们的盲点、他们的不幸?如何不去复制他们的失败、复制他们也是两手空空的结局和命运?由于血缘的及精神血缘的联系,让我无形中仿佛背负一种“原罪”。这是后来慢慢意识到的,这应该也是我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一份焦虑及重负。
  我后来也反省过坐在1978年的课堂上,我们也许拥有的某些“原罪”。“原来我上的就是陈先生(陈寅恪)、罗先生(罗振玉)、胡先生(胡小石)不教了的那个大学!我的老师们是站在陈先生、罗先生、胡先生被迫离去或含恨辞去的那个讲台上教我!我必须对我作为一个后来者身上承受的这份后果负责。”(《批评的限制和我们自身的限制》,1997)
  担心一辈子被浪费掉了,我们当然急于寻找另外一些地方去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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