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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电影即非主流电影

2012年8月18日下午,“北京独立电影展”在通州宋庄举行了开幕式,放映的影片为剧情片《鸡蛋与石头》。影片开映不到半个小时,突然放映厅里一片漆黑。微博上马上有人说:“本届电影节被迫中止,被拉闸停电了。”对独立影展感到如此不安,部分原因也在于人们对“独立电影”望文生义的理解有关。
  独立电影是电影史上的一个传统。用一句话来概括,“独立电影”即“非主流电影”,主要体现在美学精神、资金模式及放映模式的不同。这一传统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20年代左右的实验电影。当时一些艺术家、诗人在文艺思想上受到流行的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试图运用电影作为个人表达的新途径,比如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卡里加里博士》(1919)、达利与布努埃尔合作制作的《一条安达鲁的狗》(1929),其中离奇怪诞的画面,制造了梦魇般的效果。
  在欧洲有许多人们自发成立的电影俱乐部,举办定期的放映活动,这里自然成了俱乐部成员自拍影片的理想放映场所。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于1927年创办了荷兰第一个电影俱乐部,他早期的作品《桥》(1928)、《雨》(1929),就是在他的电影俱乐部里脱颖而出的。这些俱乐部里也放映一些苏联电影。重视将电影作为宣传工具的苏联,却由国家出资支持维尔托夫拍摄《持摄影机的人》(1929)这样探索视觉可能性的实验电影,现在想来真有点不可思议。
  被称之为“美国实验电影之母”的玛雅?德伦,也是一位诗人和舞者。她来自俄国,五岁即随父母移民美国。1943年她拍摄影片《午后之网》,将连贯的舞蹈动作割裂之后放在不同的空间里,然后再把它们衔接起来,在非连续性的空间中创造连续性的印象,将剪辑的效果推向极致。
  追求另类的美学效果,始终是这类非主流电影的目标和特色。这样的影片,电影院一般不敢接受,他们担心不能吸引观众。因此在欧洲各大城市中,便发展起所谓“艺术影院”,专门放映艺术类、探索性的片子。一些有文化基础的观众给予这些影片固定的长期的支持,即所谓“小众”和“小众电影”。
  “二战”之后,现实的形势变得严峻,道德焦虑加深,危机意识加重。在大电影节中,艺术片的比例高过商业片,非主流标准的影片受到欢迎。像戈达尔的《筋疲力尽》(1960)、阿伦?雷乃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1961),这些令今天的观众深感迷惑的片子,在当时却领一时风骚。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的法国新浪潮电影,频登戛纳与威尼斯电影节榜首。
  美国的电影市场更加保守,艺术电影举步维艰。有探索精神的电影人对于商业美学深感不满,但是又苦于资金不足,无法深入。1958年,“美国独立电影之父”卡萨维茨拍摄的《影子》,颇有“垮掉的一代”的味道;马丁?斯科塞斯《穷街陋巷》(1973)、《出租汽车司机》(1976)也都带有很深的独立电影痕迹。科恩兄弟1984年拍摄《血迷宫》,开创了新的模式——他们找朋友借钱入股,票房收入按股分成。这部影片怪诞奇特,后来获得了美国第一届圣丹斯电影节大奖,这也是目前国际上最为有名的独立电影节。
  好莱坞深知独立电影的潜力,它渴望将独立电影中的可贵探索,转化为自身创造力。中国观众熟知的大片《盗梦空间》,导演为克里斯托弗?诺兰,此前有一部低成本影片《失忆》(2000)。诺兰正是在拍摄这部影片时,练就了用电影探索人类深层意识的超强本领。这部小电影得到充分认可,还在于女主角凯丽-安?摩斯刚拍完《骇客帝国》,功成名就,却愿意来参与这么一部不知名的导演之作。
  一般来说,独立电影的范围包括剧情、纪录、实验和动画等几个方面。由于受着资金、人力等限制,独立电影也存在良莠不齐。
  中国的独立电影起步较晚。吴文光的《流浪北京》(纪录片,1990)、张元的《妈妈》(剧情片,1991),算是揭开了中国独立电影的序幕。称之为“第六代”的娄烨、王小帅等导演,也都是拍独立电影出身。更为人们了解的是贾樟柯,他的《小武》(1997)将一个失修的县城中国带到人们面前,粗糙不齐的画面,嘈杂刺耳的音响,令人们眼前一亮。
  随着数码技术的出现,自2000年以来中国独立制作纪录片成果颇丰,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会举办的“北京独立影像展”今年已是第九届,本人正好担任该届纪录片单元的评委。■
  《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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