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发“新演进”（A New Evolutionism）运动的起点之前，米奇尼克回顾了在此之前波兰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同声音：它们是来自党内的“修正主义”和来自教会的“新实证主义”。 借用“教会”（世俗权力机构）和“圣经”（意识形态信念）这一对比喻，米奇尼克指出“修正主义者”相信“圣经”（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信任教会（现政权）；而主要来自天主教立场的“新实证主义者” 为了争取政府的让步，采取了承认“教会”而不承认其意识形态的做法。这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指望“从上面”来解决问题，都倾向于面对权威而不是面对公众。

“新演进”认为，新的社会冲突早已经不是发生在“保守与改革”之间，而是在“公众与权威”之间。在它面前，这种修正主义的、党内改革的思路已经失去了活力。新形势要求必须发展出一套面对公众而不是面对当权者的表述；告诉人们每一个人自己该怎么做，而不是对当权者劝说如何改进他们本身。

与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不同在于，“新演进”信任“来自下面的压力”，而不是来自领导层的明智；信任“独立的公众”，而不是政府机构中的开明派；信任社会的自我组织，信任由这样的组织提出自己的政治目标，与政府之间进行平行的商谈妥协，而不是组织一场流血事件。

米奇尼克甚至分析了苏联领导层、波兰当局与反对派三者互相依存的“共同利益”。通过这种分析得出结论，反对派的活动需在“勃烈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进行，至少第一步如此——即在目前权力框架之内，发展独立的社会、独立的舆论、独立的目标及运动，从而与这个权力系统相平行并共存。因而这是一场“自我限制”的运动，这或许才是波兰公民运动的实质。

传统上所谓“革命还是改良”的思路，只是十九世纪左派运动的遗产而已。

新演进

我们称作“波兰十月”（1956年）的历史事件，是共产主义可能发生演变的一个希望之源。这个希望立足于两种图景、两种不同的演变的概念。我将它们称之为“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和“新实证主义者”（neopositivist）。

修正主义的概念建立在一种特殊的党内观点之上。它从来没有提出一种政治纲领。它提出权力制度可以更人性化和民主化。官方马克思主义教条（应该）有能力吸纳当代艺术和社会科学。修正主义意欲在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框架之内采取行动。它们意欲将教条主义和这个党朝向民主化改革和常识的方向转变。在很长的时间内，修正主义者寻求让具有开明、进步思想的人掌握权力。Wladylaw Bienkowski是这个团体最典型的代表，他将这些观念表述为开明的社会主义的专制主义。

Stainalaw Stomma，第二种演变的主要阐释者，称自己的方向为“新实证主义”。在这种图景中，世纪之交由Roman Dmowski（1864－1939，民族民主党的精神之父和政治领袖）所选择的策略，运用到今天的历史和政治形势中来。Stomma将自己视作一名天主教徒，认可天主教作为波兰公共生活中的一种持久的组成部分。作为天主教Znak教派的领袖，他想要重复民族民主阵营的领袖及意识形态策略，像Dmowski所做的那样，后者在1906年加入沙皇杜马。Stomma和他的伙伴在1957年1月加入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国民议会(Sejm)。围绕着Stomma的天主教活跃分子团体，同意他对于地缘政治学形势的分析，这些人的目标在于在适当的时机发动一场政治运动，引导波兰民族。对于Dmowski来说，这个时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Stomma来说，这个时刻或许是苏联阵营的解体。

从1956年到1959年，Stomma的理念得到了教区主教的支持，也赢得了哥穆尔卡统治集团对于天主教会的让步。一句话，新实证主义将波兰效忠于苏联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修正主义则相反，它们倾向于反苏联而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观点，像在匈牙利所发生的那样。如果可以运用一个隐喻式的比较，即将苏联国家组织比作教会而将马克思意识形态教条比作圣经，那么修正主义在忠诚于圣经的同时，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表述；而新实证主义则追随教会，同时希望这教会或早或迟会消失。

这两种理解同样相信改变来自上面。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都指望由党来推动的积极演变，由聪明的领导人的明智政策来造成新的局面，而不是持续不断的公众压力（public pressure）。他们都指望共产党王子的开明思路，而不是独立的机构获得对于权力的控制。大多数人也许从来没有做这样的假设，不管是新实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都没有能够采取公众行动，尽管正如其结果所表明的，采纳这种假设会不可避免地遭致政治和思想的失败。不管是“教会”的修正主义批评家还是“圣经”原则的新实证主义对手，结果都归于失败。

修正主义倾向在其消极面的另一侧，肯定有其积极的特色。人们会记住修正主义时代的精神果实，也会记住由修正主义所激发的知识界重要团体的行动。

精神果实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回忆得出由这些人所写的那些杰出的书——克拉科夫斯基、Oskar Lange、Edward Lipinsi、Maria Hirszowicz、Wlodzimierz Brus、Krzysztof Pomian 、Bronislaw Baczko和Witold Kula。就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修正主义还在Kazimierz Brandy、Adam Wazyk、Wiktor Woroszylski的著作中得到呈现。所有这些著作，不管其科学或艺术价值如何，都将那些在官方宣传中受到损害的真实和人道主义的理念加以传播。每一本这样的著作出版，迅速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除了积极影响波兰的学术和文化，修正主义还在人们中间激发政治运动。由于反对消极和国内流放，修正主义将基础放在公民生活的独立参与方面。相信一个人有能力对社会的命运施加影响，对政治活动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前提。对修正主义来说，这个信任建立在这个党可以改良。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信任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之上，然而从1956年到1968年的公民活动和公开的反对游行来看，是有其真实的和积极的结果。大多数后来的反对派这个期间都在这些圈子中活动，而不在老牌的反共产主义者之中。正是这些前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在知识界创造了和传播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后来在波兰最困难的现实中帮助恢复了公众生活。

修正主义在其源头上不可救药在于相信党的机构中的“自由派”这一翼，认为其追求和目标与修正主义知识界是相一致的。我认为修正主义最大的过失并不在于他们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失败（在那里他们不可能赢），而在于这种失败的性质。它是个人从其权力和影响位置上的消失，而不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左派和民主政治的平台受到阻遏。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创造这样一个平台。

1968年3月事件是修正主义的终点。在这个月内修正主义知识界与党之间的脐带断了。1968年3月之后，人们便不再认为在党的领袖中，存在着进步、民主的一翼。只有极少数人抱有这种政治希望，Wladyslaw Bienkowski是其中一位。尽管他的提议普遍被认为是保护色而非真正的理性。在Bienkowski的著作中，他创造了一种完全是新的政治活动的模式。

他提出“留在党内”，是修正主义不成文的法律。Bienkowski给予陈旧模式以新的基础。基于幻想存在一个明智的党的领导层，修正主义转变为无情和无休止地批判现存领导人。一方面，他清晰地传播了对权威的敌意，清晰地传播了反对派的要领；而另一方面，他的要领不是向公众提出的而仍然是面向权威。Bienkowski的那些不是党员的读者从他的书中，不可能学到如何生活，如何行动，为了未来的民主改变应该做什么。

也是在1968年，修正主义寿终正寝的这年，游行的学生喊出“全波兰都在等待自己的杜布切克”。一段时期内，捷克和斯洛伐克成为希望的象征。对这些非同寻常的日子来说，杜布切克和布拉格之春的神话在波兰扮演者一个重要角色，神话的意义远非简单。它为激进的乐观主义和最忧郁的悲观主义都给出了合理解释，对屈从者的态度和英雄姿态都提出了一种辩护。为什么？

1956年10月，在苏联干涉波兰之际，出了一个民族英雄哥穆尔卡，此人由此步上政治舞台，在其后14年内臭名昭著、丢脸之至。他的例子透露了党的领袖神话在本质上的含混歧义。这就有理由相信，即使不存在武装干涉，党内的进步一翼和党外反对派KAN(club of the Non-party Engages movement)之间的激烈和公开的冲突，也要浮出水面。预言未来是很困难的，但是我还要不揣冒昧地说——多一个“杜布切克”，多一份对于风起云涌的反对派的一个损害。

“好”的党的领袖神话，必然是含混歧义的。很多加入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人，以下列方式为自己的行为做辩解：“这是我可能服务于波兰民主事业的方式，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才能有效地支持波兰一旦出现的杜布切克。”照此说来，服务于民主的事业变成了等同于服务于极权的权力。那些没有入党并宣称自己是彻底反共的人也运用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来为自己回避所有反对派的决定做辩护。这些称反对派为“政治麻烦制造者”。这些人视捷克斯洛伐克为这样的例证：“这里没有可以改变。”对我来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训意味着改变是可能的，同时存在着自身限制。捷克斯洛伐克是极权的基础显示其脆弱的一个例子，也是处于威胁之下的一个国家绝望和无根基的体现。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训是——演进有其限制，然而是可能的。

新实证主义的经验也必须就近检视。无疑，他们的行动对于创造一种独立的公共舆论和传播完全不同于党的官方宣传，有着积极的影响。

正如我前面已经指出的，1956年Znak运动的起点是地缘政治学的现实主义，它是从1944年华沙起义的悲剧中得到的教训——遏制在波兰人中间可能存在的、易受感染的造反情绪。由于返回到求助于哥穆尔卡新的党的领导层，Znak运动接受了权威方面富有意味的让步。好几个天主教知识界俱乐部得以成立，Tygodnik Powszechny和Znak月刊、Znak出版社得以复活。Znak运动获得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和提出自身的民族文化的构想。当然，不应过高估计波兰精神生活吸收当代基督教思想的重要性。同样也不应过高估计这样一些人著作的影响——Stefan Kisielewski、Hanna Malewska、Jerzy Turowicz、Jeezy Zawieyski、Sanisslaw Stomma、Antoni Golubiw或者Jacek Wozniakowski。因为这些著作在波兰有着一个深厚的文化基础，这个文化基础远远独立于官方的那些教条框框。因为Stefan Kisielewski在波兰国民议会所做的发言，年轻的波兰人得以熟悉一种政治多元化的代用品。从一开始，Znak就命中注定地在“社会主义陛下”面前，完成一种现实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天主教的反对派角色。

波兰天主教的Wiez团体制造了一个不同的壁龛，将修正主义的希望和Znak的新实证主义政治策略结合起来。Tadeusz Mazowiecki、Anna Morawska和其它在Wiez上面发表文章的作者们所拥有的革新的观念，造成了杂志编辑和教区主教的冲突；但是这些观念造成了和世俗知识界对话的可能。听起来是如此充满悖论，Wiez团体使得左倾知识分子改变了传统的对待基督教和教会的看法。

Znak和Wiez对哥穆尔卡的支持限于具体的政治目标——拓展公民自由的版图。这个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教会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例如释放被关押的波兰主教，收回对于教会的行政干扰，宗教组织的合法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Znak运动将其活动与权威的政策结合起来，尽管是克制和富有尊严的。像很多修正主义者一样，天主教的政治家更相信来自上面的让步而不是来自下面组织起来的压力。它们寻求协调而不是冲突，他们关心秩序、关心与党的一致，努力避免将他们当作反对派的责难。

Znak的领导人从来没有犯修正主义所犯的那种基本错误。相反，他们总是强调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不同，从而激发了一种批判意识，成为天主教新实证主义所采取的行为路线。

一种调和的政策只有在双方都认真对待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而对共产党的权力来说，其政治词汇中根本缺乏调和（conciation）这个词，这样一种政策仅仅在有地位的人实施时才有意义。否则，调和便转变为投降，调和的政策转变为通向政治自我歼灭的一次进军。这就是Znak团体所经历的。

……

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包含了对于1957年到1964年政治上二难处境的两种基本回应，这是一个社会正常化和政治上的融解时期，是物质增长时期和公民自由相对拓展的时期。这两者都反映了政治平和与社会心理稳定的某种气氛。

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当社会冲突变得越发真实，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的脆弱便浮现了。1968年3月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1976年6月的工人爆发，都将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带入终结。在与真实的社会进程的冲突中，这两种从历史哲学中得出的抽象公式和从这些公式得出的策略方案，都暴露了其无用。在公众和权威之间的冲突，暴露了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所抱希望的空洞性质，并将它们置于一种必须做出戏剧性选择的形势当中。当发生公开的冲突时，一个人必须公开自己的位置，宣称他自己属于某一方——是属于挨打者还是打人者。在公开冲突的地方，顽固的修正主义者和顽固的新实证主义者都不可避免地同当权者取得联合，采取当权者的立场。而支持罢工工人、支持集会的学生或抗议的知识分子，则挑战了修正主义的党内策略和新实证主义的妥协政策。社会的团结一致瓦解了这两者策略的基本组成部分：接受政府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19世纪左派运动的难题——“改良还是革命”并不是波兰反对派的难题。以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以及有组织地来追求这个目标，是不现实和危险的。只要苏联的政治结构不改变，指望在波兰颠覆这个党是不现实的。去策划密谋行动是危险的。鉴于缺乏一种真实的政治文化或民主生活的水准，一种地下存在仅仅会使得情况更加恶化和无从改变。革命的理论和密谋的行动仅仅适用于警察当局，他们以此来使得群众歇斯底里，这让他们觉得更加刺激。

在我看来，持续不断地为改革而斗争、寻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权而开展的演进，是东欧的持异议者所承担的事业。波兰的例子表明，真正的让步在于构成对于政府逐步加强的公众压力。与我们大陆的另一端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比较，人们会说波兰民主的反对派理念更加接近西班牙而不是葡萄牙。这就是建立在逐步和片断的改变之上，而不是运用暴力和强力推翻现存制度。

在波兰的苏联军队和政治的存在，决定了这种演进可能所受的限制，决定了有时候未必能够得到改变。反抗的要求始终被苏联军事干预和大街上的苏联坦克这类幽灵纠缠得精疲力竭。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记忆使得许多人们相信，苏联领导人不会允许任何改变。但是仔细审视一下，事情似乎要复杂得多。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哥穆尔卡是在1956年对苏联问题做出富有技巧性的界定而大受欢迎。每一个胜任的党的领导人通过聪明地玩弄恐惧和玩弄公众对于安全的要求，才可能赢得服从和忠诚。Mieczyslaw Moczar试图说得非常得体，而Franciszek Szlachcic则利用华沙的这样一个短语来吁求公众的同情：“波兰－苏联的友谊应该像好茶——强烈、浓郁，但不是太甜。”这两个政治家（和安全官员）都想寻求更多的支持来获取权力，尽管不是很成功，苏联的问题变成宣传广告中的一个惹眼的舞台。

当分析波兰－苏联关系的局面时，必须首先注意到苏联政治领导层、波兰政治领导层和波兰民主的反对派之间，在利益上有着基本的共存。对这三个部分来说，苏联武装干预波兰是一场政治灾难。对波兰领导层来说，这样一场干预，预示着他们从一个三千四百万人口的民族领袖的位置上被赶下台，或者削减他们的权力。然而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当然会记得他们干涉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引起的国际反应，同样还有1971年12月和1976年6月解决波兰工人问题所引起的反应。如果我们把波兰人传统的反俄情结考虑在内，还有他们斗争到最后一刻的绝望（如在1944年华沙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苏联人的胜利无异于选择一场与波兰人的战争。这将是一场波兰人在战场上失败、苏联人在政治上失败的战争。苏联人的胜利对于波兰人来说，意味着一场民族大屠杀，对苏联人来说意味着一场政治灾难。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苏联领导人，包括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竭力想避免这样一场冲突。这种举棋不定描绘出了这个地区可能的政治策略：利益上的结盟决定了这个地区可能的妥协。

我并不是想争辩说，苏联入侵波兰完全不可能。我相信，如果莫斯科和华沙的权威作为一方，而波兰的公众作为另一方；如果所有的人都失掉了常识、现实感和节制，那么这也许成为不可避免的。反对派必须知道，波兰的改变只有在“勃列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才能进行，至少第一步是如此。

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也相信演变只有在“勃列日涅夫教条”的参数之内进行谋划。——不同在于，今天偏离了这套表述的反对派其演进的纲领，必须对独立的公众发言，而不是对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这样一套方案必须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不是告诉掌权者怎样改良自身。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

“新演进”信任工人阶级的权力，信任工人阶级坚定不移的立场，同时也相信它拥有不只一个迫使政府采取深思熟虑让步的理由。很难预见工人阶级的发展前景，但是无疑当权者小集团最恐惧这种社会团体。来自工人阶级的压力是这种演进通往民主的公众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

这种演进并非容易。它要求持续不断地克服恐惧和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延缓这个过程的因素包括缺乏真正的工人阶级机构和缺乏政治抗争的模式及传统。当一个独立的工人自卫组织的建立，当什切青和格但斯克的船厂罢工委员会的成立，工人阶级觉悟的一个新舞台也随之出现。很难说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另外一个更加持久性的机构来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他们将会拥有什么样的形式。这些工人委员会是否遵循西班牙模式、还是走向独立的劳动联盟、抑或社会互助的道路？但是，一旦这些机构浮现，新演进就不再是停留于头脑中的构想了。

在波兰局势中，天主教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大多数波兰人觉得教会有亲近感，许多牧师有着较大的政治影响力。波兰主教管区的新演进方案需要仔细分析。这种演进很容易在官方的教会文件中得到观察。反对自1945年以来所有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教会僧侣集团，其特殊的反共产主义的立场，已经演变为一种更为宽广的反极权主义姿态。在反对“唯一的无神论上帝”的同时，他们已经在采用“人权宣言”中的原则。在写给教会教友的信中，波兰的主教们捍卫真实的权利，支持人的自由和尊严。更重要的，他们始终在捍卫工人阶级的公民自由，尤其是罢工和独立的劳动联盟的权利。

始终站在反对官方压力、捍卫基督教原则同时也在捍卫《人权宣言》原则的天主教会，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为要求打破常规、实现尊严的人们之间一个交汇点。因为它成为寻求更广泛的公民自由的人们其勇气的一个关键来源。

新演进的目标是逐步的和缓慢的改进，它并不要求牺牲和伤亡。但是这并不是说改进的运动总是温和的。这项运动部分地由工人和学生地群众运动所组成——这在未来也将继续。这种行动通常在掌权的小集团之内引起非议。那么我们要问：党内及其领导层是否还有能力采纳一个改革的方案？在这个党内是否还会出现修正主义？民主的反对派是否能够在党这个排外的小圈子内发现一个同盟？

50年代出现的修正主义是党内复苏运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过时的现象。很难想象，现在有一个运动仍然将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或者其中一些元素，来推进今天的波兰改革。因为这种教条已经成了没有生命的东西，一种空洞的姿态，一种官方的仪式。它不再能够刺激讨论和点燃热情，它不可能引起内在的张力和分歧。

尽管这样，我相信党内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在成千上百的党员中，有人对辩证唯物主义毫无兴趣，对他们来说，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仅仅是参与波兰公众生活的一个先决条件。他们当中也的确有人是强权政治、实用主义和经济改革的信徒。他们的政治信仰和决定受着公众舆论和民族经济压力的影响。实用主义使得这些人削弱了意识形态的教条，而更多地谈论教育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世界更有力的科学技术的合作以及开展竞争。显然，这并不说这些人会去追求民主。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没有理由将目标定为民主的转变，定为多元化和真正的自治。但是，他有理由理解与赞同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因为他知道镇压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为下一个社会不满的大爆发准备前提，其结局不可能事先预见。

党的实用主义者应当尽一切可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能成为民主的反对派的一个伙伴，他们可能达成一个政治上的妥协。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盟友。我认为这种区分是很重要的。如果民主的反对派不去区分党的机构之内不同取向，这也许会导致无视现实，变成狂热的最高纲领派，误入政治上冒险主义的歧途。如果是将自己的目标等同于党内实用主义的一翼，可能使得我们重复修正主义的错误，建立虚幻的联盟和失掉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个性。民主的反对派不应该对“明智的”党的领导人抱有过分的希望，或者屈服于这种争论——“不要对现今领导人制造更多的麻烦，因为换一个上来将更坏。”民主的反对派必须提出自己的目标，只有通过自己手上的这些目标，而达成政治上的妥协。例如，造成这样的一种局面，政府宣布它要和造反的工人“商量商量”，而不是组织一场流血事件。民主的反对派不要以为这是（政府）真正的让步，（“但是他们没有开枪”），也不要以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幻想。相反，民主的反对派必须坚持不懈地在公共生活中出现，必须通过组织群众的行动来创造政治现实，必须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否则一切都是幻想。

知识界的责任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和捍卫基本原则。更确切地说，我希望这些知识分子能够续上二十世纪之初“不服从”的知识界的传统。这个传统中的著作者有Stanislaw Brzozowski、Stanislaw Wyspianski、Stefan Zeromski和Zofia Nalkowska。我感到自己和这个传统中的人们是心心相印的，尽管我也许是过高地估计这个传统的最后一人。但是，这些声音尽管是微弱的和零星分散的，但无论如何是真实、真诚的：以其打破常规和反对派的思考，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公众舆论。这项事业被后来不同的传统和社会阶层所继承：前修正主义（包括这个圈子里的作家）、前实证主义和1968年以后变得觉悟起来的人们。

年轻一代所采取的思想方向——同样也是波兰和其它东欧国家政治改变的流向——要建立在知识分子团体和工人阶级活动的交汇点上。当自由的出版和独立的组织不存在，这些团体道德和政治上的责任比在其他任何时期都显得重大。为了完成这项特殊的责任，反对派分子必须放弃物质利益和官方的评价，这样波兰人民才能从我们这里得到真相。

在寻求真理的活动中，或者用克拉科夫斯基的话来说“生活在尊严中”，反对派的知识分子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非美好的明天而奋斗。每一个挑战的行为都将帮助我们建立起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框架，它不仅仅是一个宪政结构，而是真正的、日益改进的一个自由人们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