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话题，胡锦涛先生本人有着更为精辟的表达：“核心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要不要改，而是朝着什么方向改。”（见《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三）《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这才是一下子点出了问题的本质。他的这句话表明，同为“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标题之下，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表述，它们朝向不同的面向。

内卷化的权力

在引用了胡锦涛先生的论述之后，这篇《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的学习材料接着引申道：“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绝不是要放弃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绝不是要放弃或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而是要改革那些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要求的具体制度和体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0-08/25/c_12482103.htm

其中“自我完善”这个表达，非常有意思和值得重视。在原本的无产阶级理论中，是没有“自我”这个词的，而是有着一个宏伟的视野——解放全人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最后才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在若干年的政治实践中，“自我”正是一个是要铲除、要消灭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意味着“自我中心”，意味着“置他人于不顾”，意味着一种“内卷化”——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自己身上，整个世界便是自己的世界，它如同自我的世界一样大小。如果这个世界中还有一些部分不是自己的，要么为我所用，变成“自我”的一部分，要么它们的存在则毫无意义。

上个世纪纳粹灾难结束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自我”概念做了许多反省，提倡一种开放的自我而不是封闭的自我；一种与世界及他人同在的自我，而不是将他人及世界视为地狱的自我。

假如一个政治制度变成“内卷化”的，假如政治权力的运作是“内卷化”的，会是一种什么情形？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制度，即本质上希望一切朝向自身内部，一切集中在自身内部，一切归纳为自身内部。一切为我所取，一切为我所用。这将会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完全不打算面向社会，面向公众，不打算回应人民群众利益的要求。拆迁中的推土机是一个很好的象征。这种内卷的、自身满足的权力，看上去像个密封的铁桶，一旦走出来却摇身变为推土机，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可以像推土机一样伸出钢铁手臂，将人民群众的家园、利益、愿望，人们过去的生活和未来的前景，毁得干干净净。

庞大者如同地球，在它“自转”的过程中，同时有一个“公转”，即与其他的星球相并行，与其他的运动系统相平行。其自身的节奏与规律，与周围世界有一个匹配和关照。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生命才可能出现，人类才有可能生活在这个星球之上。相反，内卷化的权力，只有“自转”而没有“公转”。只有它的“自身”而没有其他人的“自身”。其他人不要说“自身完善”，连生存的权利与开口说话的权利都会受到威胁。缺乏“公转”的星球，实际上失掉了周围世界方方面面的制约，它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任意而专断，朝向一个连它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急速滑去。它本身看不到未来，所有被它绑架的人们都不拥有未来。

这个“自我中心”的权力，不仅对于社会与公众是封闭的，在它自身内部同样如此：看上去这个系统无所不为，但是在其中的个人却很少有所作为；看上去系统非常强大，但是其中的个人（声音）仍然非常弱小；看上去系统非常霸道，但是其中的个人却不得不唯唯诺诺、如履薄冰；看上去系统所向披靡，但是其中的个人仍然缺乏自主性，屡受挫折。如果想要干点事情，说点真话，不同等级制度上的人们，只是遭受不同挫折而已。换句话说，这个体制只有“规定动作”，没有“自选动作”（笑蜀先生语）。有周密的、紊丝不乱的语法，但是形不成个人的句子，个人的表达。

限制权力是最重要的

将“内卷化的权力”当做一个前提，我们来看待问题也许会清晰一些。所有那些能够做相反方向的运动，即从“深深庭院”中走出来，转身面向社会，转身面向公众，转身回到人民群众当中来的做法，都值得欢迎。温家宝先生在深圳的讲话，以及他此前此后的一些说法和做法，是面向社会公开自己的立场，是愿意将这个立场拿到社会当中去，让人民群众听到，让全社会看到。其中释放的信息很明显，是愿意接受社会的检验和考验，愿意让社会来规范自身，而不是让自身去规范社会，在脱离社会的封闭条件下，从事某种“自身完善”。

我指的不是他所说的一些豪言壮语，比如他这回说的“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尽管这样的措辞，表达了一种坚决的信念，令人想起了1992年邓小平先生南巡时在深圳所说过的“不改革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也不包括这样表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些说法，也还不能回答胡锦涛先生所提醒的：“核心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要不要改，而是朝着什么方向改”。除非这个讲话具体释放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以及如何改革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能够看见的具体表述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我们看待问题的起点。

这回温先生深圳讲话中清楚地表明，“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这个说法一针见血地挑明了目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切中了中国存在的各种各样问题的本质。老百姓最为痛恨的就是权力的胡作非为，尤其是权力当肆无忌惮地凌驾在法律之上。有法不依，则是将整个社会陷推入危险和危机之中。遭到损害的不仅是弱势群体，实际上包括社会所有的人。最近报纸上热烈讨论的新一轮精英移民就是一个说明。在一个缺少法制的地方，任何人没有安全感，甚至包括统治者本身。他不能将他的宝座永远粘在他的屁股底下，带到坟墓中去。权力无所不在的笼罩，给大学和知识分子蒙上了深重的阴影，极大地限制了我们民族精神创造的空间和能力，这个损害和影响则是更为久远的。

从“制度上”来“限制权力”的说法，不仅触及了问题的要害之处，而且它拥有相当的幅宽。这是一个规范的、符合宪政民主的说法，是社会各界不同背景的人们都有可能接受的一个表述。恩格斯晚年在纠正庸俗唯物主义时，用了一个词“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所强调的也是社会不同利益、背景、思想、信仰的人们之间的协商和整合，而不是其中某一种力量一定要压倒其他力量。

同样，温家宝先生在讲话中再次提到“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其中“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可以看作“普世价值”的换一种说法。《北京晚报》在2007年3月16日刊登过温家宝总理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站在“普世价值”一边，这在温家宝先生是前后一贯的。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人们更为熟悉了，这是近年来最重要的公开的思想争论。但是也许一眼看过去就能明白，它并非仅仅是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冲突，实际上背后的火药味十分地浓。暂且抛开理论上的辨析，很有可能，那些强调所谓中国特色的人们，都有自己利益上（位置上）的“特色”需要维护，令一般读者无法判断他们的真诚。

温家宝先生的深圳讲话中，直接用了“民主权利”而不每回都是“社会主义民主”。包括温先生此前所用“尊严”的表述，关于“仰望星空”的表述，大大超出了从前的革命意识形态，令人耳目一新。当然，也有人会觉得温家宝先生所说的这些并无特别新意，是人们在各种场合下所听到和见到过的。的确，而这恰恰说明了温家宝先生能够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能够传递社会已经达成的政治共识，愿意分享社会的共同语言，也是愿意与社会一道来发展和达成共同地带，与全社会同舟共进。

《光明日报》在温家宝深圳讲话之后的9月4日发表文章，强调政治改革要首先拎清“由谁统治”的问题，其中说道“如果有人在没有认清‘谁来统治’这个问题之前就去讨论具体政治问题的是非,必定是盲人摸象,错漏百出。”说实话，这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估计在别的报纸上就难以发表。因为“由谁统治”的问题，放在全社会面前，放在整个公众面前，很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它只是极少数人掌权者感到紧张和焦虑的个别问题。对于社会而言，不管由谁统治，关键是落实和保障由宪法所规定的每个人的各项权利。

在今天如此大型的现代社会里，在全球化的环境之中，弄出这种伪问题来的人们，是试图将共产党打造成一个封建王朝的翻版，这才是真正把共产党往泥沼里推。说实话，共产党的事业也不仅仅是这样一些人急于想要继承的遗产。这些人没有别的本事，不能创造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没有想象力不能开拓新的地平线，就只等着霸占遗产。

说到底，“限制权力”与“由谁领导”的说法并不矛盾。谁都明白，“限制”而非“取消”。任何人任何党派，如果能够采取有力措施，使得权力得到有力约束，能够将绝对的权力变成相对的权力，将不受限制的权力变成受到制约的权力，并且从制度上得到长远的切实保证，那么现代政治转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受到严厉约束的权力，不管掌握在谁的手里，都对天下百姓有好处；不受约束的权力，不管他姓甚名谁，由谁上台或什么时候上台的，都将天下百姓推入火坑。如果共产党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她同样也能够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其他问题都是类似的。首先要有一个大的政治框架和目标——限制权力，其次再来讨论如何限制权力，这是一个二级问题。任何做法，比如说三权分立，多党制、选举制，舆论监督，都是保证这个大目标的一些途径，而不是目的本身。如果能够拿出更好的办法来限制权力，当然不必照搬西方那一套。如果拿不出来，而且实际上根本不想去限制权力，就不要弄出许多幌子，替实际上赤裸裸的不受限制的权力辩护。民主就是民主，所谓“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只是玩弄概念而已，是“内卷式的权力”下延伸出来的“内卷式的思维”，无法说服整个社会。

而实际上，不管什么人，都有一个回到社会、与社会共在的问题。即使是表达不同意见，也不要走到唯我独尊、与社会完全背离的方向上去。

选择当民主派还是专制派

经验足够告诉我们，在中国，“说”从来不单纯是字面上的。有许多人的确因为只是说了几句话而家破人亡、人头落地。从他们所遭遇的巨大牺牲来看，他们的确不仅仅是在说，而是在行动。

实际上，在政治生活中，说话便是行动。这也是民主政治的特色所在。暴力是不需要语言的，暴力痛恨语言，痛恨诸如说理、辨析、理据所有这些东西。暴力是无声的，它所造成的是没有对手的统治，即恐怖。讲究正当的言辞，用言辞来表达自己的主张，用讲道理来劝说他人，这造就了民主政治，并在民主政治中发展壮大起来。

就政治家而言，通过表达提供有力的政治框架和脉络，也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框架，没有方向，怎么会有恰当的和有效的行动？政治言说始终是政治活动重要的一部分。

而同时，学会去倾听，学会辨析不同表述的不同内涵，同样也是民主经验之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政治家要倾听人民，他只有听到人民说什么，他才能贴近人民，表达人民的意愿。他越是接近人民，他的词汇越是有内涵有意义。几个人聚在一起开个小会，就将他们的主张强加给整个社会，这是密谋和对于人民的起义。

所谓“秀”的问题也是一样。比较起密室政治，“show”（秀）同样也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想让社会公众看到他，想让人民听到自己的声音，其中表达了对于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期待，也是除去对于权力的迷魅。即使被看成是赢得民心，也不违背民主政治的方向。比较起来，那些从来不曾想过如何赢得民心的人，那些觉得自己不需要考虑自己如何在社会公众面前说话的人，即公众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人，能放心选他当自己的统治者么？前面引述的那句“盲人摸象，漏洞百出”，怎么看都不像是政治语言。

另一方面，我们今天看待民主，应该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看法——民主不是共产主义，不是那种崇高的、伟大的理想，而是“比较起来最不坏”而已。那种像对待共产主义理想来对待民主，与民主的精神恰恰是格格不入的。我所翻译的那位波兰人亚当·米奇尼克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民主是灰色的》，其中称民主是“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持续的衔接，是各种不同利益之间不断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是永远的不完善，是罪人、圣徒和猴子把戏的大杂烩。”但是无论如何，在一个倡导平等而不是倡导特权的平台上，民主比专制的“清一色”，更加能够吸纳和体现更多人不同的利益及要求。

我们每个人也不是生来就民主的，天生就是一贯正确的“民主派”。很有可能，民主不是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更多是独断论的和排他性的。民主是在人类历史中不断发育出来的，对于个人来说，是在社会环境中后天习得的。任何人都是在不断学习和不断实践中，才能成为一个民主派。

尤其是在缺少民主的环境中，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可能带有这样那样不民主的因素，即使是在那些自称为“民主派”的人们身上，甚至是那些正在从事民主事业的人们身上，专制的因素不一定更少。如果他不是同时做一些别的方面的修炼，如果他不是时时意识到自身可能存在的人性黑暗。人们不会因为反对专制，而自动习得民主的经验，或可以免修民主的课程，以及获得道德豁免权。

从学习民主的角度来说，“民主派”是一个不饱和的词汇，在今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个提法都包含期许和自我期许在内。而同时，“不饱和”有一种生长性，是趋向饱和，趋向饱满。

当然有一些基本的界限，一些基本的出发点。有了一些基本起点，就有了一个生长的空间，否则便不可能。民主派的对立面是专制派，这两者的最主要的区别是如何对待他人。任何蔑视他人、抹杀他人的做法，都倾向于专制派。任何尊重他人、承认他人的做法，从中都能够生长出民主来。尤其是如何对待不同意见，这是衡量如何对待他人的试金石。我们每个人可以从现在开始，来选择自己从此做一个民主派，还是继续做一个专制派，并借此来衡量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是通往民主，还是通往专制。

选择做“民主派”还是“专制派”，在这个意义上，一些此前的区分变得意义不大。比如说“左派”与“右派”之争。在我看来，左派中有民主派也有专制派，右派中也有民主派也有专制派。再比如“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区分。同样，体制内有民主派也有专制派，体制外同样有民主派也有专制派。

还有“民族主义”和所谓“毛左派”。我认为在这两者当中，同样也有民主派和专制派，其比例与在其他地方差不多。再有比如“改革派”与“保守派”，这是一个八十年代党内的区分，在今天时候可以考虑与社会的说法衔接起来，干脆用“民主派”与“专制派”的区分，这样整个社会都能够听得懂。包括“海内外”，不要动不动就说“敌对势力”，若干年来的事实表明，其中许多人的确是爱这片土地爱得更加深沉。

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在“民主派”的旗帜下，找到他们互相之间的共同语言，找到共同的思想框架以及工作框架。做一个民主派光荣，做一个专制派可耻，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