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存在一个庞大的上访者群体，但是很少认识他们。没有见过他们其中一个人的面庞，没有与他们握手、交谈过。赵亮这部拍摄、制作持续了十二年的纪录片《上访》，将这些人带到我们面前。在某个意义上，这是中国自有影像以来，最为有力的一部。
 　　赵亮最初将镜头对准这些人们的时候，他们还栖息在北京南站附近，住在自己搭起的简易房屋或窝棚里，火车从他们面前隆隆驶过，远看就像一群沉默凄惶的鸟儿。他们当中什么人都有：教师、律师、村主任、工厂代表、煤矿老板、前代理县长，来自部队或平民，来自乡村或边陲，北京市民或家在千里之外。
 　　就像我们当中什么人都有一样。有兄弟也有姐妹，有父亲也有儿女，有年轻的妻子也有白发苍苍的祖母。还有一对来自江苏的母女。最早十四岁的女儿趴在膝盖上写作业，后来结婚嫁人，抱着孩子，寻找失去联系的母亲。原先她生长的、熟悉的地方，已经面目全非。
 　　有人声称自己已经上访几十年！都是一些咽不下去的事情。房子被拆，人被打伤，无辜被抓、冤狱，各种各样的原因和故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排着长队，向某个窗口领表、填表，递交，等待回复。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那是一条渺茫的、没有希望的道路。
 　　上访的行为本身，构成了新的、另外的不幸。被截访、推进车里、关押数日、挨打，送回老家。然后再重来一遍，按这个顺序吃二遍苦，受二茬、三搽、四茬的罪。这期间有人在逃避截访的逃跑中，被迎面而来的火车撞死。
 　　这是干什么呢？是怎样的一种人？观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心里不停地会冒出这个问题。如果他们就此罢休，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那毕竟还是生活，还有一段日子可过。“忍”字头上一把刀啊。
 　　来自西部的这位女性，看起来三十多岁。她丈夫坐了八年半的牢，人已经提前释放，但是她依旧不依不饶，抛下家中一切，仅仅是要个无罪的说法。谁都可以一眼看出，这样做会把她已有的生活全都毁了，也会葬送她的未来。
 　　农民张伟业，1998年与村里一共31位兄弟同时被抓，因为交征购粮、卖余粮的事情。抓得很突然，事先没有人与他们打过招呼。事后县公安局法制科干部对他说，你的问题单独解决。甚至后来一度给他安排了工作。他完全可以有一个新的生活起点。如今蓬头垢面的外表下，这位老兄仍然说话稳重清晰，是个当领导的料。
 　　显然导演赵亮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他跟踪最多的那对母女，给出了一部分的答案。当年她年轻的丈夫在例行体检上班的时候突然身亡，当时被告知“脑溢血”，她坚称丈夫没有此病。之后尸体被单位强行火化，也给了她疑惑的理由。她带着年幼的女儿进京多年，女儿因此常年失学。相貌姣好的她本人，也变成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相依为命的女儿最终选择离开了母亲，她有自己前面的路要走。
 　　然而另外一部分答案，刻在这些人布满皱纹的面容上，藏在他们凌乱不齐的头发里，体现在他们疲惫执着的身影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道理？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讲道理的地方？这是不能接受的。在一个没有道理的世界上，如何能让人活下去？
 　　那个最初的起点让他们过不去。最初的那个简单事实，如同巨大的雷声，不停地在他们心中回响。他们就想不过来，无法说通自己，那本来也无法说通任何人。你可以张口而来说他们“偏执”，但是回头想想，这个世界，不正是应该由一些基本事实而组成，不是应该由基本道理、基本底线所组成？难道不是吗？
 　　我们这些看起来活得好好的人们，也许正是因为若干次地丢失了那个最初的起点，放弃了对于基本底线和框架的坚持，才变成了今天这个这副德性，也把世界弄得如此糟糕。在我们的生活中，曾经有过多大虚空，有过多少妄言，我们在虚幻的道路上曾经滑出多远？谁能够衡量因为这种放弃而遭受的巨大损失？难道会有什么好的东西，能够建立在“昧着良心”的基础之上吗？
 　　他们就像那个神话中的主角西绪福斯，推着一块大石头走向山顶。抵达山顶之后，石头再度滚落，他们又继续推着石头往山顶进发。加缪在讲述这个故事时，认为他们站在山顶看着滚落的石头时，会有一些自豪感和英雄的感觉。这些人们同样如此。至少在今天（也许向来如此）的中国人中，太缺少这种执着的精神了。这些苦难的人们送来了他们的真实和真理，我们应当能够听到。这是赵亮这部片子给我们带来的精神启示。
 　　张伟业说：“我们31个人都是受害者，让我扔掉他们我办不到。”那位年长瘦小、戴眼镜的女性，身后是西安某整流变压器厂在改制中受损害的100多位工人。如果我们将这些艰难的人们弃之脑后，我们的生活也将不完整，这个世界的根基会缺了一块。